当代词坛的艺术大师——乔羽

“大师”的称谓如今已漫天飞舞,人们司空见惯,不以为然。的确,各行各业顶尖的优秀人才都可以有“大师”出现,有的还可以作为一种级别的封号,批量产生。不过,“艺术大师”却不同于其他行业,它的产生极其不易,它的标准也远非一般艺术家所能达到。艺术大师是对艺术家的最高荣誉称号,只有少数在艺术领域中攀上峰顶的杰出人物方能享此殊荣。故而,古今中外,在人类的艺术史上,真正能称得上艺术大师者为数不多,我国现代能当此殊荣者更是屈指可数。我以为,乔羽,是完全可以称之为当代词坛的艺术大师。这是因为能达到艺术大师的级别必须具备三项基本条件:

一、开创性。

所谓开创性,是指他必须在继承传统艺术的基础上具有重大突破和创新,即在某项艺术领域作出开创性的独特的贡献,并取得突出的艺术成就。不但产生出一大批独具风格特色的优秀佳作,而且能够自成体系、流派,影响到该类艺术的发展,具有承前启后的里程碑作用。这是成为艺术大师的首要标志。例如,戏剧大师梅兰芳在京剧艺术的改革创新上,开创了具有世界影响的梅派艺术,为我国京剧的发展产生了难以估量的作用。又如,美术 大师齐白石在我国国画界以他独特的表现形式,使我国的写意画(尤其是动植物画)面貌一新,形成清新可喜的风格和流派。

应当指出:艺术大师都是天才人物,按照康德的说法,天才是创造法规,而不去说明法规的。也就是说;天才都是以他们的灵气创作的成果,为世人昭示出艺术创作的典范,而他们自己却并不去说明这些经典成果是怎样创造出来的。这说法当然有点神秘,因为,天才的创造,固然得力于先天赋予的才气,但不能缺少后天勤奋的磨砺,而这勤奋磨砺的过程,正是可以加以说明的,这就是艺术规律。艺术大师除了具备天赋的才华之外,他们的创作经验、创作方法,乃至他们创作时独有的灵气、感悟、神思……都是可以加以说明的。所以,在古今中外的艺术大师中,有许多不但留下了艺术佳作,而且也留下了他们的宝贵经验和体会,成为我们艺术理论中最闪光的珍宝。例如歌德的《谈话录》,罗丹的《艺术论》,在我国像梅兰芳、盖叫天等也都留下了许多舞台经验谈。这些理论财富同他们的艺术创作相得益彰,珠联璧合,往往能对后世产生更为重大的影响。

乔羽在艺术创作上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他在歌词界是我国当代难得出现的一位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领军人物,在他的数千首词作中,产生了大量脍炙人口的优秀佳作,它们以其平和自然、雅俗共赏的风格特色,在词坛独树一帜。这方面的成就毋庸缀述。值得指出的是,乔羽在歌词创作以外的开创性的贡献:

首先是他在歌词理论上的重要贡献。乔羽不但有创作灵气,还具有深厚的文化功底和艺术修养,他博览群书,关心世态万物,善于领悟艺术创作中的奥妙,并把它用简练的语言概括出来。他把当代歌词同我国古代的词以及当代的新诗作了科学的区分,提出了歌词“别有天地”的著名理论。

众所周知,宋代的李清照曾提出过词“别是一家”的说法,不过李清照只是从词的音韵格律上着眼,且是针对豪放词的批评,还有些守旧意识。乔羽的词“别有天地”说主要是从当代歌词的思想内容和表现形式、审美效应诸方面着眼,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科学份量。其中最著名的理论,就是对歌词“五寓”的概括:即 “寓深刻于浅显,寓隐深与明朗,寓曲折于直率,寓文于野,寓雅于俗。”这“五寓”是对当代歌词创作规律的最具体、最精粹的总结,是指导歌词创作成功的关键,也是歌词理论的重大发展。

“五寓”是对我国传统的艺术辨证法的继承和创新。我国古典艺术讲究的虚实、浓淡、疏密、隐显、巧拙等,诸如老子提出的“大音希声”,“大巧若拙”等都是艺术辨证法的绝妙体现。“五寓”又完全符合当代歌词的审美特征,一首当代好歌词必须做到“一听就懂,回味无穷”八个字。歌词属于听觉艺术,它必须要让受众能够尽快听清、听懂,才可能谈得上理解、体会;但歌词又不能像白开水、顺口溜那样,听懂就算完了,而必须让人在听懂之后,经得起咀嚼回味,如吃橄榄,回甘攸长,这才能作到雅俗共赏。乔羽的“五寓”后五部分所谓浅显、明朗、直白、野、俗,就是要求歌词要写得通俗易懂,生动、活泼,具有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民族特色,让人“一听就懂”;而五寓的前半部分,所谓深刻、隐深、曲折、文、雅,就是要求歌词要有丰富的底蕴,深厚的内涵,浓重的诗意,文雅的气质,从而使歌词耐人寻味,余韵不尽,做到“回味无穷”。

当然,要把“五寓”真正“寓”好,要把深浅、隐显、曲直、文野、雅俗等前后矛盾的两部分巧妙地结合起来,是很不容易的,在此前的大量歌词中,直白而流俗的歌词有之,(如民歌山歌),文雅而晦涩的歌词也有之,(如早期某些学堂歌词),难的正是能够做到两结合的歌词。乔羽的一系列优秀佳作,正是这“五寓”的典范例证。乔羽把它们运用到歌词创作领域中,并以自己的创作实践作了有力的阐释和明证,为我国当代歌词的创作指出了一条捷径。我以为乔羽在歌词理论上的贡献,同他在歌词创作上的成就是可以双峰并峙,同样辉煌的。                 

此外,乔羽对于当代歌词在艺术发展中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作出了科学的、客观的评价,指出歌词在当代具有强大的生命活力和发展潜力,与人民群众生活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正是在这种高瞻远瞩的理念指导下,他从理论上、创作上、组织上、舆论上上各个方面做了巨大努力,身体力行,大力倡导,推波助澜,使音乐文学界的队伍空前壮大,迎来了歌词界前所未有的大好春光。

二,公认性

       艺术大师的桂冠不是自封的,也不能由少数人随意赠送,它必须得到艺术界的同仁以及社会民众各方面的普遍认可和接受。也就是说,不仅要得到内行、专家的认同,还要为更多的艺术受众所喜爱。故而,古往今来的艺术大师,都能够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拥有数以万计的知音。乔羽的歌词也是如此。在歌词界内,凡领略过歌词创作甘苦的作者,无不对乔羽的作品十分钦佩,他那种大巧若拙,豪无雕琢之痕的天成之作,正是艺术创作中最难达到的止境。在社会民众里,他的词随着歌曲的翅膀,早已遨翔于祖国各地,乃至飘扬过海,受到各阶层民众的一致喜爱。

值得指出,在歌词界能做到这一点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歌词创作多半是一种未完成作品,它不可能像戏剧、音乐、美术之类的作品,由艺术家直接传递给受众,而必须经过作曲家、演唱家乃至当代的传媒机制二度、三度创作,方能进入受众的视野。这是词作家的最大局限和遗憾,好歌词不能被谱曲传唱,而一时流行的歌曲,却往往没有好词。(例如,乔羽写的歌词《杜十娘》比起当今流传的同名作不知要高明多少倍,但流传的偏偏是后者)。由此可见,词作家的命运并不能全由自己操纵。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机遇、运气也很重要。应该说,乔羽除了天才、勤奋之外,他还交上了好运。从五十年代至今,他的词一直受到优秀作曲家刘炽、谷建芬、徐佩东等人的青睐,谱出了许多优美动听的曲调,并经郭兰英、李谷一、毛阿敏等优秀歌唱家的出色演唱,从而使他的作品常常能够不径而走,家喻户晓。俗话说“时世造英雄”,孔子所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这大概也是歌词界之所以难得出现一位艺术大师的一个原因吧。

三,永恒性

       艺术大师的作品是不朽的,他的艺术价值、审美效应,决非一时一世,往往能跨越时空的界限,超时代,超民族地永世长存,成为全人类珍贵的艺术遗产。正如达。芬奇的绘画、莎士比亚的戏剧、贝多芬的交响乐,罗丹的雕塑、卓别林的幽默电影、托尔斯泰的文学作品……千百年来,它们的欣赏者、拥戴者都已走出国门,遍及世界。退而论之,至少在其本民族的艺术领域享有崇高威望,能够代代相继,长久为人喜爱。乔羽的作品,我以为也将如此,他的《我的祖国》、《让我们荡起双桨》、《爱我中华》、《思念》等等佳作,也将在我国音乐史上成为一座座不朽的丰碑,成为永远传唱不衰的经典。

当然,这里需要说明三点:一是这里指的是艺术大师的优秀代表作,而不是泛指他的一切作品,事实上,没有一位天才所创作的作品全部是天才之作,乔羽自然也不例外。第二,艺术大师的称号,一般都要经受较长时间的考验,经过几代人的检验,所以,有不少艺术大师,生前冷落,身后方为人知。不过,我以为歌词界有些特殊,因为歌词的 流传要仰仗曲调,倘若没有优秀的作曲家配合,错过时机,歌词再好,也只能束之高阁,当代不能得到流传的歌词,将  来再被传颂的可能性很小,充其量只能保留一半的文学价值。故而,歌词界的艺术大师同他们生前传唱的歌词是分不开的。第三,一首歌词能否葆有永恒的生命力,就其文学性部分来看是可以大致预见的,除了它的艺术性外,还要看它的思想内容有无受到其它因素(例如政治、伦理、道德、宗教等)的干扰,在这方面,乔羽的一些代表作都是经得起历史的检验的。

       依据以上三条,我以为乔羽得天独厚,已经具备了成为艺术大师的重要条件,他无愧于我国当代歌词界一位优秀的艺术大师,将成为我国歌词史上一座巨大的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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