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波粼粼《渔光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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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屈指算来,中国现代歌词之女杰——安娥,今年正是110周年诞辰。

尽管“比喻总是跛脚的”,人们还是习惯地把田汉喻为现代中国的“莎士比亚”,我也把安娥喻为现代中国的“李清照”。

乔羽说过:“五·四”迄今,中国歌词有三大家,田汉、塞克、光未然。

这三大家都有共同的四个特点:

一是在现代歌词第一个创作高峰期成了代表作家,很职业、很专业地写出了大量脍炙人口的歌词(而不是错失了创作高峰期后“拾遗补缺”地写点歌词);

二是他们歌词的价值意义与时代、与大众是息息相关、紧紧合拍的(而不是自话自说、孤芳自赏的);

三是他们的歌词是与音乐紧锣密鼓珠联璧合心灵契合同时亮相登场的(而不是那种“等待戈多”式的铅字徒词)。

四是他们都是“杂家”,艺术视野宽广、创作门类丰富且卓有建树(涉猎歌词、戏剧、小说、散文、评论等众多领域)。

安娥亦是如此。

安娥是田汉夫人,但她并非依傍田汉而成就。相反,安娥是田汉的精神导师、灵感之源,连田汉自己都承认,更加关注现实社会的思想转变与她紧密相关。

多才多艺多情的“女侠”,是一位睿智机敏的女特工,年仅二十四岁就潜伏在国统区内,从事情报工作;她还是一位勇敢坚毅的战地记者,抗战期间曾和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共赴前线战区采访——安娥,光芒和色彩被历史烟尘湮没的一位传奇女子。

50集电视连续剧《人间正道是沧桑》中以安娥为原型的“林娥”的登场,当下大众才更多地知道了她。而近年上映的电影《归来》,陈道明弹奏的《渔光曲》,更是让人们心中起伏着岁月的粼粼波光。

1955年,作曲家钟立民受她委托,着手编辑安娥歌曲集,直到2006年,《渔光曲》才得以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此时,安娥已去世30年矣。

钟立民先生曾十分感慨地说:“我认为能将这些作品整理出版使之保存下来,将是十分有益的事,这本歌选二年后完成,并交给一家出版社。没想到这本歌集却因种种原因,一直到今天,时隔四十年以上才得以出版,这可能是出版周期最长的书了。……她逝世在1976年8月,未能看到‘四人帮’垮台。安娥同志的歌集也未能在她有生之年问世,这是我一直感到非常遗憾的事。”

抗日救亡的年代,让“安娥”这个名字家喻户晓的是她作词的三首歌曲:

——《渔光曲》(任光曲),这是中国电影史上的第一首歌,《渔光曲》于1934年6月在上海公映后,连映3个月,造成轰动效应。主题歌《渔光曲》十几万张唱片一抢而空。1935年2月,《渔光曲》在莫斯科举行的国际电影节上获得“荣誉奖”,成为中国第一部在国际上获奖的影片,从而使本片编导蔡楚生一跃而成为世界性的电影艺术家。聂耳说:从此中国影片要配上一首歌才能卖座,成为了一个潮流。

——《卖报歌》(聂耳曲),朗朗上口,成人儿童都十分喜爱,原因之一是源自底层生活。比如“七个铜板就买两份报”一句,就是根据当时女报童的的叫卖声特地添加的。

——《打回老家去》(任光曲),这首歌同聂耳的《义勇军进行曲》、冼星海的《救国军歌》、吕骥的《中华民族不会亡》、孙慎的《救亡进行曲》等,组成了“抗日救亡大合唱”,一时间响彻全国各地。

安娥从事歌词写作主要是在抗战时期,编进歌集《渔光曲》的就有70余首。除了前文提到的三首之外,还有不少脍炙人口的作品,如任光作曲的《新凤阳歌》、《新莲花落》、《采莲歌》、《抗敌歌》、《大地行军歌》,冼星海作曲的《路是我们开》、《我们不怕流血》、《山茶花》、《战士哀歌》、《抗战中的三八》、《六十军军歌》等。集中又选入了1949年以后创作的《北京之歌》、《节日的晚上》、《三位少女》等;还有她译配的不少外国歌曲和少数民族歌曲,为人熟知的有《美丽的姑娘》、《在泉边》、《哈萨克圆舞曲》等,这些歌曾陪伴几代人度过了人生宝贵的青春岁月。

“巾帼不让须眉”,安娥理所当然是可以与三大家比肩的词中女杰。她与“田老大”这对“歌词夫妻档”,是词坛的一道奇特的风景线。

(二)

电影、主题歌、安娥歌曲集,都聚焦在《渔光曲》上。它是安娥歌词的成名作,也是安娥歌词最负盛名的歌词代表作。

渔光曲(电影《渔光曲》主题歌)

云儿飘在海空,

鱼儿藏在水中;

早晨太阳里晒鱼网,

迎面吹过来大海风。

海水升,浪花涌,

渔船儿飘飘各西东;

轻撒网,紧拉绳,

烟雾里辛苦等鱼踪。

鱼儿难捕租税重,

捕鱼人儿世世穷;

爷爷留下的破鱼网,

小心再靠它过一冬。

东方现出微明,

星儿藏入天空;

早晨渔船儿返回程,

迎面吹过来送潮风。

天已明,力已尽,

眼望着渔村路万重;

腰已酸,手也肿,

捕得了鱼儿腹内空。

鱼儿捕得不满筐,

又是东方太阳红;

爷爷留下的破鱼网,

小心再靠它过一冬。

中国文联名誉主席周巍峙先生在歌曲集的序中写道:

诗人安娥和作曲家任光这两位文艺界前辈,用生动深刻的语言,凄切悲愤的音调,描绘了广大渔民在祖国广阔的大海里摇船撒网,辛勤劳动,却是“鱼儿难捕租税重”,“捕得了鱼儿腹内空”。在这祖祖辈辈世世穷的极为困苦而又十分危险的劳动生活中,又有多少善良的渔民被夺去无辜的生命啊?!但他们不绝望,他们还要生活下去,还在期待着那幸福日子的到来。《渔光曲》的主人公们那种摆脱困境的强烈要求和十分执着的求生欲望,在处于使人彷徨、困惑、苦闷的三十年代的感到耻辱并具有民族危亡紧迫感的人们心中,不仅引起怜悯、同情,它也像敲起警钟,激励人们觉悟。特别是青年们更是反映强烈,大家十分喜爱这首歌曲,在马路上都可随时听到《渔光曲》的歌声。

过去,也有人认为《渔光曲》只是表现人民的痛苦,没有发出反抗的呼声,因而对它所起的作用估计不足。我认为人们任何行为都与一定的思想感情联系着;揭露社会黑暗、描绘人民群众的痛苦生活,正是反对黑暗社会、改变人们痛苦生活的直接前提和思想基础。它虽然不像《大路歌》、《开路先锋》那样鼓励人们奋勇前进,更不像《义勇军进行曲》、《救国军歌》那样直接号召人们参与反帝战斗,但它是用深刻生动的语言,描绘贫苦人们的生活,它能渗进人们的感情深处,更深一层教育人们认识生活,认识社会,引起人们深思,促使人们觉悟,激发人们与旧社会斗争的坚定意志,它具有别的宣传教育所不能代替的动员力量。《渔光曲》也可以说是救亡歌曲的先声,为人们的觉醒起了鼓舞和催化的作用。它和《义勇军进行曲》、《救国军歌》这些战歌相辅相成,在开展救亡歌咏运动、提高人们爱国救亡和反抗压迫的革命意志上,都发挥了巨大作用。它和其它革命歌曲一起,在革命音乐发展过程所做的贡献和影响,是久远的,永存的。

质朴真实的歌词,引发了深沉委婉的旋律,鲜明地描绘出30年代渔村破产的凄凉景象。音乐中饱含着渔民的血泪,叠映出昔日渔民苦难生活的剪影。聂耳在1934年写的《一年来之中国音乐》说:《渔光曲》的成功,不是“偶然的侥幸”,而是它“内容的现实”、“节调的哀愁”和“曲调的组织化”。聂耳1935年6月2日在东京中国留学生召集的艺术界聚餐会上,还特意推荐和演唱了《渔光曲》,可见他对这首歌的高度肯定。

这首歌用“单一形象”构成三个乐段,各段音调虽有变化,但由于统一的节奏型,相同的引子和间奏,使音乐浑然一体。任光汲取了民歌《孟姜女》的元素,巧妙地运用了民间音乐“鱼咬尾”的手法,即第二句开头的两个音即是第一句结尾的两个音,第三句开头的两个音即是第二句结尾的两个音,使得承接有序、联系紧密、好唱易记。影片女主角王人美出色的演唱和表演,把烟波缥缈中荡漾的缕缕丝哀愁和重重压抑表现得淋漓尽致——渔船在命运的大海上颠簸,生命在生活的苦海中起伏,渔光不灭,余韵不绝!

(三)

有人评价安娥:具有胡蝶的美貌、冰心的才情,是个标准的“林徽因式”民国才女。

但在那个战乱时期,安娥的爱情与婚姻却是“李清照式”的,悲伤而多桀。

1926年,安娥与邓鹤皋结婚。同年6月,邓鹤皋受中共北方区委负责人李大钊派遣,任大连中共地委书记,安娥与之同行。1927年1月,他被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7年7月13日,由于叛徒出卖,被捕遇害。

后来,安娥又有过一次短暂的婚姻,与中山大学的职员、中共党员郑家康结合。郑家康1922年赴法,后至德国、苏联从事党的工作,1927年回国从事中共电讯联络工作。1931年被国民党特务逮捕,秘密杀害于南京。

1929年11月,安娥回国。误传已经牺牲的邓鹤皋,其时在上海担任中共上海临时工委书记。1936年,他好不容易找到安娥时,可惜名花另已有主了。

此间,安娥与田汉、任光都先后有过恋情,波折多多。1937年以后,才与田汉重圆。而《渔光曲》总是在声波粼粼中折射出许多情景——

情景一:

1935年2月,正是《渔光曲》传唱之际。彼时田汉被关押在南京监狱,每天早晨,看守的部队都唱《渔光曲》:“潮水升,浪花涌,渔船儿飘飘各西东”,同样的歌词,田汉听了却别有一番感触。曾经的点点滴滴刹那间一幕幕涌上心头,他提笔写下了《狱中怀安娥》:“君应爱极翻成恨,我亦柔中颇有刚。欲待相忘怎忘得,声声新曲唱渔光。”

情景二:

1940年夏末,安娥决定把儿子大畏带回重庆。从城固一路西行,到达褒城时,母子二人正与大批旅客在车站等车,看着周围拥挤不堪的人流,不知道能不能挤上车。安娥母子正要登上一列开往成都的军车时,却被一名军官拦住了。安娥情急之下拿出战地记者证,希望能得到军官的通融,结果还是行不通。正在一筹莫展之际,那位军官看见记者证里夹着一张名片,得知站在面前的这位女士就是《渔光曲》的作者,马上态度大变,连说“久仰久仰”,并热情地请母子二人上了车。车队到达成都之后,军官又联系好另一列车队送安娥母子到达重庆璧山。安娥又惊又喜地对儿子说:想不到《渔光曲》还能起这么大的作用!

情景三:

她再一次遇见任光,就在重庆她的朋友家。那正是重庆大轰炸不久,街头还笼罩着轰炸的硝烟,从海外归来的作曲家任光,决定去皖南参加新四军。可是,他发现有人盯梢,于是,找到安娥帮助。黎明,安娥护送任光从朝天门码头坐船离去,孤帆远影雾中尽,音乐伴侣从此再也没有相见。1941年1月,任光在皖南事变中牺牲:当他中弹奄奄一息时,一群国民党军人围上来,问他是谁?他却已经说不出话来,他的妻子,新四军女兵徐韧告诉他们,他是《渔光曲》的作者!那位国民党军官一下站直身子,给已经停止呼吸的任光敬了一个军礼……

无论是以诗入词、以民歌入词、以口语入词或者是以口号入词,安娥始终是饱含着时代的激情,倾诉着底层的呼声,溅射着生命的浪花。安娥的歌词,唱的不是李清照式的个人悲欢,也不是徒词式的写作——她的歌词,是与那个时代最优秀的作曲家珠联璧合的杰作。

安娥——词坛女杰,安娥——燕赵女侠。

安娥的歌,留下了永远的大众记忆。音乐学家田青曾写下这样一首短诗——

不必唱,不必听,

只看到《渔光曲》这三个字,

耳畔便响起

钢针摩擦胶木唱片的的沙沙声。

太久了——

这印象,

就象大海底层的暗涌,

湍行穆穆,深寂无声。

但,记忆如果是鱼网,

旋律便是手中的钢绳,

圆圆地撒开,轻轻地收拢。

看往事的银鳞,在碧海中莹莹……

——“迎面吹过来送潮风……”

【链接】

 安娥(1905.10.11——1976.8.18) 原名张式源,曾用名何平、张菊生,河北获鹿人。1925年肄业于北京美术专科学校,同年加入中国共青团,随即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9年回国,在上海中共中央特工部工作,并开始诗歌创作。1932年,因中共机关遭破坏,安娥与党组织失去联系。1932年后,在上海参加进步文艺运动,曾任百代唱片公司歌曲部主任。全面抗战时期,任战地记者,后随丈夫田汉辗转武汉、重庆、桂林、昆明等地。抗战胜利后回上海,1946年起在市实验戏剧学校执教。1948年赴解放区,次年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后,安娥先后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中央实验歌剧院任创作员。1956年因病失去工作能力。主要作品:诗集《燕赵儿女》,诗剧《高粱红了》、《洪波曲》、《战地之春》,儿童剧《假佬佬》、《海石花》,歌剧《孟姜女》、戏曲《追鱼》、《情探》(与田汉合作)等;作词歌曲集《渔光曲》,《安娥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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