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秋莎与红莓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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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莫斯科红场阅兵,中国三军仪仗队方阵威武行进。他们日前在彩排中用俄语唱起《Катюша》,赢得52个俄兵方队的齐声喝彩,有人边听边掉泪,还有人加入合唱:“正当梨花开遍了天涯,河上飘着柔曼的轻纱……”

心头的浪花,又一次拍打在“峻峭的河岸上”……

《卡秋莎》是最早传入中国的苏俄歌曲。作曲家勃兰切尔,用诗人伊萨科夫斯基1938年写的一首抒情诗谱成。歌曲成稿于1939年,在当时并没有流行,是两年后发生的苏联卫国战争使它脱颖而出,并伴着隆隆的炮声流传开来。战争,让《卡秋莎》体现出了它那不同寻常的价值,经过战火的洗礼,这首歌曲获得了新的、永恒的生命。

《卡秋莎》描绘了俄罗斯春回大地时的美丽景色,一个名叫“卡秋莎”的姑娘,对离开故乡去保卫边疆的情人,唱出了深切的思念。作为一首爱情歌曲,它并没有一般情歌的千般委婉、万种柔情,而是旋律朴实、节奏铿锵、曲式简明。

按常理,战争中最需要的是《马赛曲》、《大刀进行曲》、《义勇军进行曲》那样鼓舞士气的铁血战歌。《卡秋莎》能在战争中广泛流传,其原因就在于:歌声让美好的音乐穿透了战争的惨烈,把姑娘的爱情和士兵们的英勇报国联系在了一起——抱着冰冷的武器、臥在酷寒堑壕里的战士们,在硝烟弥漫的岁月与血色凝结的冷寂中,把少女明月般的柔情,唱成了男子汉心中的太阳,心灵沐浴着情与爱的脉脉温存和缕缕暖光——因为一万个战士心中,就有一万个“卡秋莎”!

——历史的长焦镜头纪录了珍贵的历史现场:

镜头一:

1941年7月的苏联,除了杀戮与被杀戮,没有什么新闻。德国人从并不遥远的西方席卷而来,向那些不肯退却的苏联人跳起死亡之舞。白俄罗斯仅仅在一个月之内就被彻底吞噬了;乌克兰一望无际的原野上堆积着一望无际的尸体,小麦成熟的香味也遮不住尸体腐烂的恶臭……

许多新兵匆忙地从家里、学校或工作单位赶往集合地点,他们生平第一次穿上军装,甚至连一封告别信也没有时间写。没有什么东西能够阻挡德国人的脚步,除了生命——用这个民族最优秀、最生气勃勃的年轻人的生命,在德国人面前筑起一道血肉之墙,才能让他们的坦克熄火,让他们的军靴陷入泥泞。

7月的一个黄昏,近卫第3步兵师的战士离开莫斯科,开赴第聂伯河前线,这是一场注定要失败的战斗,注定没有回程的征途。送行的人群深情地望着士兵们,一群莫斯科工业学校的女学生,在人群中高歌:“姑娘唱着美妙的歌曲,她在歌唱草原的雄鹰,她在歌唱心爱的人儿,她还藏着爱人的书信……”

正在行进中的近卫第3步兵师的大部分士兵还是第一次听见这歌声,他们情不自禁地放慢了脚步,人人眼里含着激动的泪水,齐刷刷地向姑娘们行了个庄严的军礼。在姑娘们歌声的感染下,市民们也都高声唱起了《卡秋莎》。在歌声的陪伴中,年轻的士兵们义无反顾地走向了前线……

在行军的道路上,在漫长的铁路线上,在第聂伯河畔的集体农庄,近卫第3步兵师每一个士兵都学会了这首《卡秋莎》。在惨烈的第聂伯河阻击战中,该师官兵几乎全部阵亡,但他们英勇顽强的阻击,给了不可一世的德军以迎头痛击,更为苏军组建保卫莫斯科的最后防线赢得了极其宝贵的时间——从听到《卡秋莎》那天开始,他们的生命只持续了短短的一个月。

近卫第3步兵师英勇杀敌的事迹,传遍了全苏联,伴随着他们事迹的,还有歌曲《卡秋莎》。从此,北到列宁格勒,南到基辅市,整个苏联,到处都在传唱着“正当梨花开遍了天涯……”

镜头二:

经历了白天激烈战斗的前沿,黄昏时像死一般的寂静。突然,从不远的战壕传来的一阵阵熟悉的歌声。起初,战士们还以为是自己的部队在唱歌,仔细一听,那歌声竟来自对面的德军阵地。连长拿起望远镜一看,发现对面阵地的一伙德军,正围着一架留声机忘情地欣赏《卡秋莎》。过了一会,乐曲停了下来,扬声器里传来德军的劝降声:“俄国佬!到我们这来吧!我们这里有伏特加、有香肠!俄罗斯完蛋啦!”随后,又开始播放《卡秋莎》,他们放了一遍又一遍。

连长顿时怒不可遏,战士们也被激怒了。也没有请示上级,连长就带领战士们向敌军阵地发起了突袭。当他们攻进德军阵地找到那架留声机时,唱片依然在转动,在歌唱……连长上前取出了唱片,举在头顶,不由自主地跪在地上失声痛哭,战士们也都跟着跪了下去,人人泪流满面。这场为了从法西斯魔爪中夺回《卡秋莎》唱片而没有请示的战斗,使八名红军士兵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这一事件惊动了军法部门,他们指示立即派人对此事进行调查。那位连长所在团的团长对上级调查的人说: “要处分我来承担。如果当时我看见‘卡秋莎’被一群法西斯豺狼包围蹂躏,我甚至比他们的反应更为激烈!”

团长的话,让军法处的同志深为震撼,调查再也没了下文。

镜头三:

1942年初,一种速射的自行火箭炮,在乌拉尔的兵工厂以惊人的速度被大批量生产出来,并很快装备到红军部队。这种火箭炮斜置在卡车上,不仅能并排发射火箭,而且移动方便,火力迅猛。这种武器没有任何标记,只是在沉重的炮架上刻着一个醒目的K字——它代表着遥远的“共产国际”兵工厂。操纵火箭炮的红军战士根据这个字母K,就把它命名为“卡秋莎”。于是,这个美丽高雅的名字,便迅速在红军中传播开来。士兵们看到了发射时的火焰,听到了它刺耳的呼啸,当它成群结队发射的时候,整个大地都在颤抖。炮声一停,士兵们就跳出堑壕,高喊着“乌拉!”冲锋,突进!

——以K字开头的女子的名字,一个只给亲密的女子使用的爱称,那个站在峻峭的岸上、迎着明媚的春光高声歌唱的爱神与战神!

——1945年春,正是梨花盛开的季节。200多万苏联红军突破波德边境,攻入德国本土,包围了纳粹帝国的巢穴柏林。4月16日,红军开始了对柏林的进攻。前进中,红军战士高唱着《喀秋莎》,而为这歌声伴奏的,是2000多门“卡秋莎”火箭炮的呼啸。一位随军记者当时激动地写道: “天哪,这是怎么了,简直就是‘卡秋莎’的歌声在向柏林进攻!”

战后,为表彰这首歌在战争中所起到的巨大鼓舞作用,苏联政府在莫斯科特地建了一座《Катюша》纪念馆。这在人类的战争史和音乐史上,都是史无前例的——《卡秋莎》的生命获得了永恒:伟大神圣的爱情,属于英勇将士;摧枯拉朽的钢铁意志,属于正义之师!

影响中国词家的诗人

在苏联歌曲流行中国的上世纪50年代,伊萨科夫斯基作词的歌曲数量最多,影响也最为广泛。翻阅几十年前的老歌本,如《中国唱片歌曲选》(1855 上海 新知识出版社)、《外国名歌200首》(1958 音乐出版社)、《外国电影歌曲选集》(1981 中国电影出版社)等,可以列出一串歌单:

《沿着乡村》 (查哈罗夫曲)

《送行》 (查哈罗夫曲)

《有谁知道他》 (查哈罗夫曲)

《卡秋莎》 (勃兰切尔曲)

《灯光》(勃兰切尔曲)

《卡秋莎大炮》 (查哈罗夫曲)

《孤独的手风琴》 (莫克洛乌索夫曲)

《在巴尔干的繁星下》 (勃兰切尔曲)

《侯鸟在飞翔》 (勃兰切尔曲)

《丰收歌》 (杜那耶夫斯基曲)

《从前你这样》 (杜那耶夫斯基曲)

《红莓花儿开》 (杜那耶夫斯基曲)

《夏天的田野》 (玛尔恰洛夫曲)……

那时候,中苏关系正处“蜜月”,耳边响起的话语热词尽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苏联老大哥是我们永远的榜样”等等。随着苏联电影的热映、广播电台的频放、唱片公司的力推,伊萨科夫斯基的歌曲和许多苏联歌曲风行中国,成为一种时尚潮流,成为时代生活的不可或缺,成为几代中国人的集体记忆。

斗转星移,时过境迁。经历了多次大的“政治运动”以后,苏联歌曲又在一种怀旧的情感中回到了中国人的生活。这也正应了一句老话:音乐是世界语言,它可以跨越国界、超越时代。时下“苏联经典老歌”中,伊萨科夫斯基的《Катюша》(《卡秋莎》)和《Ой, цветёт калина》(《红莓花儿开》)格外耀眼,可谓是“经典中的经典”。

笔者年少的时候,喜欢马雅可夫斯基的诗;后来,情不自禁地用伊萨科夫斯基取代了马雅可夫斯基。此“斯基”非彼“斯基”也,原因何在?无非有三:一是后者的诗是可以唱的,不仅好读,还特别好听。二是后者的诗比较短小,又很有人文气息,很容易让人喜爱并熟记。三是后者爱情诗的比例特高,特吻合青年人的心理,何况是在那个“缺少爱情”的年代和“不懂爱情”的年龄呢?在笔者心里,感觉伊萨科夫斯基好比是中国的诗人闻捷,而《红莓花儿开》,就好象是中国的《九九艳阳天》。

苏联1949年拍摄的电影《库班哥萨克》(《Кубанские казаки》,中译名《幸福的生活》)由著名电影音乐家杜那耶夫斯基作曲。这部电影一共有三首歌:《丰收歌》、《从前你这样》、《红莓花儿开》,均为伊萨科夫斯基作词。

三首歌中后两首都是爱情歌曲,而至今仍鲜活在中国人嘴巴上的是《红莓花儿开》。这首歌用大胆直抒的手法、亲切感人的旋律、灵活跳跃的节奏,抒发了荳蔻少女暗恋“少年”的款款心曲,是一部短小的“爱情心理剧”。

中国的爱情诗比较强调“文贵含蓄”的传统,而伊萨科夫斯基的爱情诗则承继了亚里斯多德“灵感说”、“宣泄说”,形成了苏俄民族传统的“直抒美”——强调心灵一刹那的悸动,充分调动艺术的想象,巧设自然情景,明媚人物情节,洋溢人文关怀,温暖感情世界。我想,这是《红莓花儿开》能“跨界”、长时期地感动国人的一个根本原因——新鲜的、陌生的、大胆甚至“冒险”的那样一种特别的爱、特别的温馨、特别的美丽——这正是长期置身在“运动”、“躁动”中的国人之审美缺憾与渴望。

上世纪70年代后期,笔者从剧团调入煤矿做工会工作,从作曲转入作词。为“知彼知己”,特地向心仰的全国各地词作家寄了一份《当代著名词作家信访表》,其中有一栏是“对你的歌词写作影响最大的书是哪些?”绝大部分词作家都给予了热情的回复,且在这一栏的填写中,几乎是异口同声地强调这样一本书——《谈诗的技巧》(伊萨科夫斯基著,1955·作家出版社)。从此,这本书就成了我几十年来歌词之旅的知心伴侣。

我喜欢倾听成功的词作家谈歌词写作,爱读他们的歌词文章,分享他们“甘苦寸心知”的切身体验;他们诲人不倦的金玉良言,是我最实际的教科书。不妨重温《谈诗的技巧》中几段“家常词话”:

——任何一首歌曲,人们不仅把它当作音乐作品接受,而且也把它当作诗歌作品接受。对于唱歌或听歌的人,不仅某一首歌怎样唱和用什么调子唱很重要,而且这首歌叙述什么和用什么语言叙述也很重要。这种情形的原因也很明白,歌曲中的音乐是独立的,是“不具体的”,它是很不固定的。它能在人的心中造就某种情绪,所谓起影响作用。但是,一个唱出来的故事的具体的实质,人们毕竟是从歌曲的语言材料知道的。语言的材料愈丰富,语言的内容愈有诗意,一首歌也就愈容易被人接受,它对人们心灵发生的作用也就更大。

——有些作曲家对待歌词不十分严格,所以他们常常给显然很坏的歌词配曲,因此他们想尽办法“提抜”它。音乐编辑也很少留心歌曲的语言内容,这样一来,坏的歌词就轻而易举地出现在出版物上。

——既然走音乐的道路最容易入选,那么,许多被刊物拒绝发表他们作品的人就写起歌词来,虽然他们完全没有写歌词的才能;因此就出现了一种“工匠”,他们可以答应写任何的主题,不拘任何的数量,也不拘任何的期限,他们确实给歌曲带来了许多大有问题的歌词。

——如果一个诗人不关心自己歌的形式,如果他是随随便便地、用信手拈来的字句去写它,那么任何的内容,甚至于最丰富最鲜丽的内容,都会变得贫乏和苍白。……任何的歌词都应当有独立的艺术价值,这种艺术价值正和我们对任何一篇好诗所要求的相同。必须使它不仅配上曲子唱起来很夠味,而且即使不配上曲子,只是读一读也很夠味。

——我主张我们的歌基本上应当是有情节的,虽然是最简单、最普通的情节,也是应该有的。一切的民歌,或者说几乎一切的民歌,都有自己的情节。它们常常叙述着一个故事,它们往往包含着具体的内容,而不是一般的字句或推论。

——当然,没有情节的歌也能夠存在。但是在这种场合,就必须使歌词有内在的完整性,必须使歌词包含有某种“诗歌上的发现”,这种发现在每一个个别的场合都是以前没有的,而且也必须使歌词不至于分散成个别的、互不相连的碎片。

——歌中不应当有太多的细节,它只应该提到最主要的东西。凡是细节太多的歌,记起来就很困难,展开得就很慢,所以也就会显得很枯燥。在这样的歌中,音乐仿佛因为文字的堆积而感到窄狭。

——除了很少的例外,我从来没有专门去写过歌词。我写的仅仅是诗,也就是打算使人们可以读的材料。我觉得,如果它配上音乐,那就更好。换句话说,我想尽自己的力量去创造些不必依赖音乐而有独立艺术价值的作品。

……

苏联诗人这些个七十年前的“老生常谈”,今天读来,仍颇有感受。伊的诗说词谈,就是他的写作姿态、写作追求:他是“以诗为词”的,或者说他的诗很自觉地注重了“音乐性”,是“可以歌唱的诗”——伊萨科夫斯基成功的诗作和他的诗说,特别是他的经典歌曲的实证,很实在、很长久地影响了中国的词作家,这是一道别具风采的歌诗风景线。

劳苦功高的译配家们

《卡秋莎》和《红莓花儿开》能在中国半个多世纪的流传,有很多缘由,其中很直接、很重要的一点:别忘了译配家的功劳——他们是热情执着的传歌人,劳苦功高的创编者、填词家。

有人说过,诗是无法翻译的,那种“只可意会难以言传”诗意神韵,在语言的转换过程中,在审美习惯的错综里,会减损太多。至于翻译歌词,那就难度更大了,除了“信达雅”,还要“精易俗”——精简、易唱、通俗,不仅会创编歌词,还要通晓音乐。

为对照“信、达、雅”和“精、易、俗”,特把《卡秋莎》的译诗与译词抄录于下:

卡秋莎(译诗:蓝曼

苹果花和梨花已经开放,

河上的薄雾轻轻地荡漾,

在高而峻峭的河岸上,

走来了卡秋莎姑娘。

她走着,唱出优美的歌声,

歌唱草原暗蓝色的雄鹰,

歌唱她热爱着的人,

她正珍藏着他的来信。

你呵,姑娘的歌声,

跟随着灼烁的太阳飞行,

把卡秋莎的致敬,

带给战士,在遥远的边疆。

让他记起这朴素的姑娘,

听一听她怎样歌唱。

让他保卫组国的边疆,

卡秋莎永把爱情永远保藏。

苹果花和梨花已经开放,

河上的薄雾轻轻地荡漾,

在高而峻峭的河岸上,

走来了卡秋莎姑娘。

卡秋莎(译配:赵沨、寒柏

正当梨花开遍了天涯,

河上飘着柔曼的轻纱,

卡秋莎站在竣峭的岸上,

歌声好像明媚的春光。

姑娘唱着美妙的歌曲,

她在歌唱草原的雄鹰;

她在歌唱心爱的人儿,

卡秋莎爱情永远属于他。

啊,这歌声姑娘的歌声,

跟着光明的太阳飞去吧!

去向远方边疆的战士,

把卡秋莎的问候传达。

驻守边疆的年轻战士,

心中怀念遥远的姑娘;

勇敢战斗保卫祖国,

卡秋莎爱情永远属于他。

正当梨花开遍了天涯,

河上飘着柔曼的轻纱,

卡秋莎站在峻峭的岸上,

歌声好像明媚的春光。

对于诗而言,词“别是一家”;对于写词而言,译词则更“别是一家”。笔者所言之“精、易、俗”只是一种概括表达,而译家们说的译词编配是“带着双重镣铐跳舞”,则是更形象的表达。

《卡秋莎》曾先后有过几个版本。最早译配者是赵沨先生,时间大约在1948年。赵沨先生对俄语不太精通,是由他身边熟悉俄语的同志把歌词内容翻译出来,然后根据曲调的节律要求编写成歌词——这种操作法有点像译述《巴黎茶花女遗事》的林纾,因此与原文的词句结构总有较大的出入。1956年,上海《广播歌选》重新发表这首歌曲时,编辑吕寒柏保留了赵沨的第一段词,对他另一段词作了些修改,又补译了第二、第三段,并把“喀秋莎”改为“卡秋莎”,这就是我们今天在传唱的版本了。(吕寒柏1957年被打成右派,发配到宁夏,1963年才回到浙江老家,1970年2月17日因病含冤去世。1979年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对吕寒柏平反昭雪,这已是后话了。)

既然译词编配是“带着双重镣铐跳舞”,有心之人常问:谁跳得最好呢?当代译配大师薛范在《红莓花儿——一个美丽的错误》一文中说到了许多轶事:

《红莓花儿开》(Ой, цветёт калина)先后有过3种译本。最早是王毓麟译配的,发表在上海的《广播歌选》1951年10月号(总28期)上,歌名译作《哦,雪球花在盛开》

哦,雪球花盛开河边原野上,我爱那个年轻英俊的青年,但那青年爱着自己的不幸,我找不出一句话来叙述它。

他却一点不知道这件事,有个姑娘一直都在怀念他,雪球花儿飘落在那小河上,姑娘的爱情永远不变永久长。

姑娘的爱情每天不断在增长,我要怎样才能把爱情告诉他?我要怎样才能说出心里话,我亲爱的人自己去想吧。

《广播歌选》在当时,是我国唯一的歌曲刊物,影响极大。在该刊物上发表的不少作品都广为流传,奇怪的是,唯独这首《哦,雪球花在盛开》却无人问津。(这一译文的第一段词中还有着明显的翻译错误“青年爱着自己的不幸”)。

几乎与此同时,《大众电影》1951年12月号(总第30期)上刊出了孟广钧、瞿维的第二种译本,歌名译作《红莓花儿》(末尾没有“开”字),译词如下:

红莓花儿开在野外小河旁,一位可爱的人儿使我日夜想。心中热烈的爱情使我多痛苦,我的心腹话儿怎样对他讲?

他却并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有个年轻的姑娘为他害相思。河边红莓花儿已经褪颜色,可是我的爱情仍旧很热烈。

我心中的爱情日夜在增长,可是没有勇气对他开口讲。我的亲爱人儿你不知道吗?我的亲爱人儿你去猜想吧!

孟、瞿的这一版本只在不大的范围和不长的时间内流传。过不久,出现了第三种版本,也就是今天在传唱的《红莓花儿开》:

红莓花儿开(译配:赵自等)

田野小河边红莓花儿开,

有一位少年真使我心爱,

可是我不能对他表白,

满怀的心腹话儿没法讲出来!

满怀的心腹话儿没法讲出来!

他对这桩事情一点不知道,

少女为他思恋天天在心焦,

河边红莓花儿已经凋谢了,

少女的思恋一点没减少!

少女的思恋一点没减少!

少女的思恋天天在增长,

我是一个姑娘怎么对他讲,

没有勇气诉说,我尽在彷徨,

让我们的心上人自己去猜想!

让我们的心上人自己去猜想!

啊……

让我们的心上人自己去猜想!

这是当年上海合唱团的演出本,薛范当年见过他们的油印谱,在他的印象中译配者署名有三位,记得末位是赵自。50年代,上海合唱团经常演出这首歌,而且还录制成唱片。1956年,上海广播乐团改为中央广播乐团,他们也把这个版本带到北京演出。1958年,音乐出版社编选的《外国名歌200首》出版,其中收入了这个译本的《红莓花儿开》,署名为集体译配。由于这本歌曲集影响深远,从此成了唯一得到人们认可的翻译版本了。

薛文还提到了“红莓花”的翻译错失:

在俄罗斯文艺作品中,尤其是民间诗歌中,常常提到一种калина(卡丽娜,昵称“卡林卡”)的植物,用作女性之美的象征。卡丽娜多为野生灌木.生长在草地沼泽的边缘,或是河流湖泊的岸边,开白色小花,结鲜红的浆果,植物学上正式学名为“荚迷”,我们通常也译作“雪球花”、“雪球树”。如果译作“红莓花”,易使人望文生义,误以为花儿是红的,也有人译作“红莓果”,倒也符合实际。孟广钧先生曾在电视上检讨说,他当年把“卡丽娜”译作“红莓花”是错误的;陈训明先生在《音乐周报》上也提出同样的质疑。紧接着,2000年12月1日在同一报纸上,周立可先生却提出了异议:

“……是这些(苏俄)歌曲让我们走到了一起,唱到了一起、想到了一起。这是何等难能可贵呀!无论懂不懂俄文,我们没有人去问,也没有必要去改正:是哪一种树,是哪一种花,是哪一个晚上,是哪一条小路,我也不能回答。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那儿是俄罗斯山川原野,那儿有库班河,那儿有集体农庄,那儿有姑娘小伙子的自由恋爱,那儿有可歌可泣的卫国战争,那儿有我曾经憧憬的理想。我只知道,这些歌久唱不衰,一代接着一代。这要感谢翻译家们,尤其是歌曲译配者。他们没有拘泥于什么树、什么花,而是结合本国的具体情况,做到翻译工作的信、达、雅。……现在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译配者当年真用的是《乌拉尔的小花楸树》(《山楂树》)、《荚迷花儿开》等歌名的话,那真不知道这些歌在中国流传的情况究竟会怎样?”

是的,我也有同感。歌曲不是生物学讲义,不是科学论文。如果当年孟先生就是译成“荚迷花”或“雪球花”,也许大家唱了半个多世纪,对这种名称也就耳熟能详了;而现在,无论改什么名称都不会被认可,恐怕大家还是情愿接受“红莓花儿”这样一个“美丽的错误”。借用莎士比亚的一句台词:“罗米欧,为什么要叫罗米欧?就像世上的玫瑰花,我们不叫它玫瑰,闻着不也一样地香吗?”

——电话响了,90岁的老妈告诉我,开播了一部电视剧,名字就叫:《红莓花儿开》。讲的是那个年代,讲的是很多很多人熟悉的往事啊——那该是多么地美丽!

“卡丽娜”——在我们几代人的心里,你是永不凋零的红莓花儿!

Калина——红莓花儿!

цветёт калина——红莓花儿开!

Ой, цветёт калина——红莓花儿盛开……

【链接】

米哈依尔·瓦西里耶维奇·伊萨科夫斯基(1900.1.19——1973.7.20)出生在斯摩棱斯克州一个贫苦家庭。从小喜欢普希金、涅克拉索夫等大诗人的作品。14岁在莫斯科的《处女地报》发表诗作《士兵的请求》。1917年中学肄业在小学当教师。1918年成为苏共党员。1919年以后,先后在叶利尼亚县报、斯摩棱斯克的《工人之路报》、莫斯科的《集体农庄庄员》杂志任编辑,后因眼疾日益严重离开编辑部。1932年,抱病继续诗歌创作。1921年首次出版诗集——《沿着时代的阶梯》,以后陆续出了《麦秸中的电线》、《外省》、《离去之诗》、《种田能手》等诗集。

卫国战争时期,他的许多脍炙人口的抒情诗被作曲家谱成歌曲,广为传唱。1943年,由于《有谁知道他》、《卡秋莎》、《送别》、《在井边》等歌词的出色成就,获斯大林文学奖金。1949年,由于抒情诗集《诗与歌》,再次获得斯大林文学奖金。1969年完成自传《在叶尔尼亚土地上》。晚年从事乌克兰、白俄罗斯的古典诗歌翻译。他曾四次获得列宁勋章及社会主义劳动英雄”镰刀锤子”金星奖章,两次获得劳动红旗勋章。1970年授予苏联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

伊萨科夫斯基1973年7月20日病逝于莫斯科,安葬于新圣母公墓。1988年,他被追授为英雄城市斯摩棱斯克的荣誉公民。1999年,他的家乡斯摩棱斯克为诗人建立纪念碑,我国著名翻译家高莽、薛范以及蓝曼、邵燕祥、张廷华、孟广钧、聂介等中国作家和诗人热情捐款。2000年1月19日,诗人百年诞辰之际,纪念碑揭幕。2008年1月18日,为纪念诗人诞辰108周年,在斯摩棱斯克十月革命街的伊萨科夫斯基纪念碑旁,当地政府隆重举办了题为“我永远和你在一起,亲爱的祖国”的盛大文学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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