删繁就简三秋树
屡与文友谈起现代歌词与现代新诗有什么区别,我总是这样回答的:
一、诗与歌词是一对失散多年的孪生兄弟;
二、诗具有部分的音乐性,歌词却要求全部的音乐性;
三、诗可以写得更挥洒,而歌词却要求更短小、更集中、更凝炼,因为要给音乐“留白”,留下再创造的空间;
四、诗讲究含蓄、讲究意境、讲究弦外之音,歌词也一样讲究,区别在于:诗可以朦胧些,可以慢慢看了而明白,而词却要求更明晰些,尽快地让人听了就明白;
五、没有了!
文友说:请举例吧!
我建议:不妨先读一读上世纪那些著名诗人与作家写的歌词——如刘大白(《卖花女》、《卖布谣》等)、刘半农(《听雨》、《教我如何不想他》等)、郭沫若(《湘累》等)、胡适(《兰花草》等)、徐志摩(《海韵》等)、戴望舒(《秋天的梦》、《初恋》等)、光未然(《五月的鲜花》、《黄河大合唱》等)、公木(《八路军军歌》、《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英雄赞歌》等)写的歌词……
又如当代著名诗人与作家写的歌词,如管桦(《我们的田野》、《快乐的节日》、《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等)、袁水拍(《我们要和时间赛跑》等)、袁鹰(《边疆处处赛江南》等)、文莽彦(《请茶歌》等)、梁上泉(《小白杨》等)、叶蔚林(《洞庭鱼米乡》、《挑担茶叶上北京》等)、琼瑶(《我是一片云》、《几度夕阳红》、《月朦胧,鸟朦胧》、《在水一方》等)写的歌词……把他们的诗风、文风与词风、对比一下,看看他们如何“换笔”,如何把写诗(写散文写小说写剧本)的笔,“换”成一支写歌词的笔——你一定会有感觉、有感悟的。
文友说:我明白了——不为诗,难为词!
我答道:说对了一半,还应该多琢磨一下作曲家们的自度词——早期如黎锦晖(《可怜的秋香》、《寒衣曲》、《毛毛雨》、《桃花江》等)、黎锦光(《夜来香》、《我的家》等)、陈歌辛(《蔷薇处处开》、《船歌》、《恭喜恭喜》等)、王洛宾(《在那遥远的地方》、《半个月亮爬上来》等)、贺绿汀(《游击队歌》等)、张寒晖(《松花江上》等)、麦新(《牺牲已到最后关头》、《大刀进行曲》、《酸枣刺》等)、宋扬(《古怪歌》、《读书郎》等)……当代如马可(《咱们工人有力量》等)、劫夫(《我们走在大路上》等)、王立平(《牧羊曲》、《大海啊故乡》等)、付林(《妈妈的吻》、《小螺号》等)……把他们的乐风与词风对照一下,你就会发问:作曲家为什么喜欢这样写歌词呢?词曲怎么这般“珠联璧合”呢?
文友说:我明白了——能为曲,易为词!
我说道:这就比较全面了。
我还说:懂音乐,就能填词,象庄奴、黄霑这些个大家,都是依曲填词的高手。说起填词,历史上有两首歌曲很值得琢磨一下——第一首是19世纪后半叶盛行于美国的约翰·P.奥德维作曲的《梦见家和母亲》,它被日本明治时期的词作者犬童信藏填词成了《旅愁》;1906年,中国学堂乐歌的主要作者、音乐家李叔同根据《旅愁》重新填词,就成了百年经典——《送别》。另一首歌是岳飞作词的《满江红》,这首歌是音乐家杨荫浏在1925年的学生运动中,把岳飞的词填进了元·萨都剌作词(佚名曲)的《金陵怀古·调步满江红》中(杨荫浏当时重新“组装”,对音乐“改头去尾,加些音符,配上和声”),很快,《满江红》这首歌就在圣约翰大学、光华大学、交通大学传唱,不久就传遍全国,作为爱国主义歌曲一直传唱至今。
这两首很有些“来历”的歌曲,给我们作词者的启迪是很多的——歌词与音乐二者巧妙结合而融为一体的机关与奥妙呀,就在其中——“不为诗,难为词”、“能为曲,易为词”,最重要的就是要对歌词这种“游走于文学与音乐之间的文体”有一个清楚的认识,歌词能否与音乐成功地“联姻”,必先要有一个新鲜的创意、明晰的构想和可行的设计。
文友说:我明白了——成熟的词作者一定是对诗与音乐都有比较深切的体验与感悟,特别是流行歌曲这一块,象黄霑(《忘记他》、《沧海一声笑》等)、李宗盛(《梦醒时分》、《让我欢喜让我忧》、《我是一只小小鸟》、《真心英雄》等)这样一些个词曲“双枪将”,又象侯德健(《龙的传人》、《酒干倘卖无》等)、梁弘志(《请跟我来》、《恰似你的温柔》、《驿动的心》、《读你》等)、罗大佑(《现象七十二变》、《滚滚红尘》、《光阴的故事》、《鹿港小镇》等)、叶佳修(《赤足走在田埂上》、《我们拥有一个名字叫中国》等)、潘美辰(《我想有个家》、《我曾用心爱着你》、《你就是我唯一的爱》等)、童安格(《把根留住》、《梦开始的地方》、《耶利亚女郎》等)、齐秦(《大约在冬季》、《北方的狼》、《外面的世界》等)、郑智化(《星星点灯》、《水手》等)……这样一大批台港的词曲唱“三栖”歌手。
我说:你说得太对了!词作家的最佳定位不是“文学人”,而应该是双栖、三栖、多栖的“音乐人”,这样歌词的成活率就高了。
文友接着又说:不过,我始终还是希望你能举一个具体的例子,直接比较一下新诗与歌词的区别,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嘛,你不是“例不宁贴死不休”的吗?
我说:没问题……
——那阵子,我刚看了台湾作曲家阿镗怀念台湾女作家杏林子(刘侠)的一篇文章,我给文友讲了阿镗把杏林子的一首诗改成歌词的故事。近日翻老杂志,顺把原诗与歌词抄录以下:
原诗(杏林子《生命颂》中《遗爱人间》一文的祈祷辞)
有一日,
当我离去,
且让我化作泥中的芬芳,
等待明春,
或是五月的禾风,
青青的麦田中,
为你递送初熟的香气。
当我离去,
请勿为我立石碑,
若是可能,
我宁肯立於你们心中,
也胜於荒草淹没。
有一日,
当我离去,
请勿用挽联把我包围,
请勿用鲜花把我堆砌,
请勿用歌功颂德的文字追悼我,
请勿用眼泪和哭声埋葬我:
我已前赴一个神秘的约会。
啊!
我多么喜欢你们欢欢喜喜,
如同我的欢喜一样。
我的路已走完,
力已出尽,
若是我什么都未能留下,
就让我悄悄地走,
回到我原来的地方。
这确是一首好诗!杏林子面对死亡表现出来的“潇洒、平静、豁达、乐观”的精神境界,“超越了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位诗人”,使阿镗产生了抑制不住的创作冲动,他以“山苗”的名义亲自操刀“瘦身”、重构、组装,将这首好诗“变”成了一首好词:
当有一天 (杏林子、山苗词)
当有一天,
我要离去,
请不要为我伤悲,
我只是回到原来的地方去。
当有一天,
我要离去,
请不要为我立碑,
悄悄地安睡我最欢喜。
当有一天,
我要离去,
请照样唱歌跳舞游戏,
把笑声留给我当作厚礼。
比较以上一诗一词,作曲家阿镗得出5条结论:
1.诗可以长,词绝对不可以长。
2.诗可以很多段,词一般不宜超过三段。
3.诗一段可以很多句,词每段以四至八句为宜。
4.诗的句子可以长到十个字以上,词的句子以三至七字为佳,不宜超过九字。
5.诗的用字可以含蓄、朦胧,词的用字一定要浅白如话,让人一听就懂阿镗又说了:
“我常读到一些很有意境的新诗,每次想为其谱曲,都困於其太长、太隐晦而谱不下去。为此,常有‘愧对新诗诗人’之感。”
与文友的这番诗与词的杂议,虽已过十载,我依旧记忆如新——
比较完一诗一词,文友沉思良久……
文友慢慢地说道:我明白了,终于明白了——
“让作曲家按捺不住创作冲动,是“领异标新二月花”的诗意;让作曲家下笔如有神,是“删繁就简三秋树”的歌词!”
于是,我说,看来必须补充开头没说的第五点——
五、诗一般是吟诵着写下来,歌词最好是哼唱着写出来。
【链接】
阿镗(1948~),原名黄辅棠,笔名阿镗、山苗、黄钟,当代音乐家。早年在广州接受专业音乐教育,后赴美国俄亥俄州肯特州立大学取得音乐硕士学位。曾任台湾国立艺术学院讲师暨实验乐团首席三年,现任教于台南女子技术学院音乐系。歌剧《西施》,是世界华人第一部描叙中国第一大美人西施故事的歌剧作品。交响乐《神雕侠侣》,根据金庸的同名小说谱成,开创了用交响音乐表达武侠小说意境、感情之先河。交响诗《萧峰交响诗》,管弦乐《台湾狂想曲》、《赋格风小曲》,国乐合奏《笑傲江湖》,歌曲《阿镗合唱曲集》、《阿镗古诗词歌集》、《阿镗当代诗词歌集》等。主要著作有《小提琴教学文集》、《谈琴论乐》、《赏乐》、《乐人相重》、《黄钟小提琴教学法》、《小提琴团体教学研究与实践》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