删繁就简三秋树

屡与文友谈起现代歌词与现代新诗有什么区别，我总是这样回答的：

一、诗与歌词是一对失散多年的孪生兄弟；

二、诗具有部分的音乐性，歌词却要求全部的音乐性；

三、诗可以写得更挥洒，而歌词却要求更短小、更集中、更凝炼，因为要给音乐“留白”，留下再创造的空间；

四、诗讲究含蓄、讲究意境、讲究弦外之音，歌词也一样讲究，区别在于：诗可以朦胧些，可以慢慢看了而明白，而词却要求更明晰些，尽快地让人听了就明白；

五、没有了！

文友说：请举例吧！

我建议：不妨先读一读上世纪那些著名诗人与作家写的歌词——如刘大白（《卖花女》、《卖布谣》等）、刘半农（《听雨》、《教我如何不想他》等）、郭沫若（《湘累》等）、胡适（《兰花草》等）、徐志摩（《海韵》等）、戴望舒（《秋天的梦》、《初恋》等）、光未然（《五月的鲜花》、《黄河大合唱》等）、公木（《八路军军歌》、《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英雄赞歌》等）写的歌词……

又如当代著名诗人与作家写的歌词，如管桦（《我们的田野》、《快乐的节日》、《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等）、袁水拍（《我们要和时间赛跑》等）、袁鹰（《边疆处处赛江南》等）、文莽彦（《请茶歌》等）、梁上泉（《小白杨》等）、叶蔚林（《洞庭鱼米乡》、《挑担茶叶上北京》等）、琼瑶（《我是一片云》、《几度夕阳红》、《月朦胧，鸟朦胧》、《在水一方》等）写的歌词……把他们的诗风、文风与词风、对比一下，看看他们如何“换笔”，如何把写诗（写散文写小说写剧本）的笔，“换”成一支写歌词的笔——你一定会有感觉、有感悟的。

文友说：我明白了——不为诗，难为词！

我答道：说对了一半，还应该多琢磨一下作曲家们的自度词——早期如黎锦晖（《可怜的秋香》、《寒衣曲》、《毛毛雨》、《桃花江》等）、黎锦光（《夜来香》、《我的家》等）、陈歌辛（《蔷薇处处开》、《船歌》、《恭喜恭喜》等）、王洛宾（《在那遥远的地方》、《半个月亮爬上来》等）、贺绿汀（《游击队歌》等）、张寒晖（《松花江上》等）、麦新（《牺牲已到最后关头》、《大刀进行曲》、《酸枣刺》等）、宋扬（《古怪歌》、《读书郎》等）……当代如马可（《咱们工人有力量》等）、劫夫（《我们走在大路上》等）、王立平（《牧羊曲》、《大海啊故乡》等）、付林（《妈妈的吻》、《小螺号》等）……把他们的乐风与词风对照一下，你就会发问：作曲家为什么喜欢这样写歌词呢？词曲怎么这般“珠联璧合”呢？

文友说：我明白了——能为曲，易为词！

我说道：这就比较全面了。

我还说：懂音乐，就能填词，象庄奴、黄霑这些个大家，都是依曲填词的高手。说起填词，历史上有两首歌曲很值得琢磨一下——第一首是19世纪后半叶盛行于美国的约翰·P.奥德维作曲的《梦见家和母亲》，它被日本明治时期的词作者犬童信藏填词成了《旅愁》；1906年，中国学堂乐歌的主要作者、音乐家李叔同根据《旅愁》重新填词，就成了百年经典——《送别》。另一首歌是岳飞作词的《满江红》，这首歌是音乐家杨荫浏在1925年的学生运动中，把岳飞的词填进了元·萨都剌作词（佚名曲）的《金陵怀古·调步满江红》中（杨荫浏当时重新“组装”，对音乐“改头去尾，加些音符，配上和声”），很快，《满江红》这首歌就在圣约翰大学、光华大学、交通大学传唱，不久就传遍全国，作为爱国主义歌曲一直传唱至今。

这两首很有些“来历”的歌曲，给我们作词者的启迪是很多的——歌词与音乐二者巧妙结合而融为一体的机关与奥妙呀，就在其中——“不为诗，难为词”、“能为曲，易为词”，最重要的就是要对歌词这种“游走于文学与音乐之间的文体”有一个清楚的认识，歌词能否与音乐成功地“联姻”，必先要有一个新鲜的创意、明晰的构想和可行的设计。

文友说：我明白了——成熟的词作者一定是对诗与音乐都有比较深切的体验与感悟，特别是流行歌曲这一块，象黄霑（《忘记他》、《沧海一声笑》等）、李宗盛（《梦醒时分》、《让我欢喜让我忧》、《我是一只小小鸟》、《真心英雄》等）这样一些个词曲“双枪将”，又象侯德健（《龙的传人》、《酒干倘卖无》等）、梁弘志（《请跟我来》、《恰似你的温柔》、《驿动的心》、《读你》等）、罗大佑（《现象七十二变》、《滚滚红尘》、《光阴的故事》、《鹿港小镇》等）、叶佳修（《赤足走在田埂上》、《我们拥有一个名字叫中国》等）、潘美辰（《我想有个家》、《我曾用心爱着你》、《你就是我唯一的爱》等）、童安格（《把根留住》、《梦开始的地方》、《耶利亚女郎》等）、齐秦（《大约在冬季》、《北方的狼》、《外面的世界》等）、郑智化（《星星点灯》、《水手》等）……这样一大批台港的词曲唱“三栖”歌手。

我说：你说得太对了！词作家的最佳定位不是“文学人”，而应该是双栖、三栖、多栖的“音乐人”，这样歌词的成活率就高了。

文友接着又说：不过，我始终还是希望你能举一个具体的例子，直接比较一下新诗与歌词的区别，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嘛，你不是“例不宁贴死不休”的吗？

我说：没问题……

——那阵子，我刚看了台湾作曲家阿镗怀念台湾女作家杏林子（刘侠）的一篇文章，我给文友讲了阿镗把杏林子的一首诗改成歌词的故事。近日翻老杂志，顺把原诗与歌词抄录以下：

原诗（杏林子《生命颂》中《遗爱人间》一文的祈祷辞）

有一日，

当我离去，

且让我化作泥中的芬芳，

等待明春，

或是五月的禾风，

青青的麦田中，

为你递送初熟的香气。

当我离去，

请勿为我立石碑，

若是可能，

我宁肯立於你们心中，

也胜於荒草淹没。

有一日，

当我离去，

请勿用挽联把我包围，

请勿用鲜花把我堆砌，

请勿用歌功颂德的文字追悼我，

请勿用眼泪和哭声埋葬我：

我已前赴一个神秘的约会。

啊！

我多么喜欢你们欢欢喜喜，

如同我的欢喜一样。

我的路已走完，

力已出尽，

若是我什么都未能留下，

就让我悄悄地走，

回到我原来的地方。

这确是一首好诗！杏林子面对死亡表现出来的“潇洒、平静、豁达、乐观”的精神境界，“超越了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位诗人”，使阿镗产生了抑制不住的创作冲动，他以“山苗”的名义亲自操刀“瘦身”、重构、组装，将这首好诗“变”成了一首好词：

当有一天   （杏林子、山苗词）

当有一天，

我要离去，

请不要为我伤悲，

我只是回到原来的地方去。

当有一天，

我要离去，

请不要为我立碑，

悄悄地安睡我最欢喜。

当有一天，

我要离去，

请照样唱歌跳舞游戏，

把笑声留给我当作厚礼。

比较以上一诗一词，作曲家阿镗得出5条结论：

1.诗可以长，词绝对不可以长。

2.诗可以很多段，词一般不宜超过三段。

3.诗一段可以很多句，词每段以四至八句为宜。

4.诗的句子可以长到十个字以上，词的句子以三至七字为佳，不宜超过九字。

5.诗的用字可以含蓄、朦胧，词的用字一定要浅白如话，让人一听就懂阿镗又说了：

“我常读到一些很有意境的新诗，每次想为其谱曲，都困於其太长、太隐晦而谱不下去。为此，常有‘愧对新诗诗人’之感。”

与文友的这番诗与词的杂议，虽已过十载，我依旧记忆如新——

比较完一诗一词，文友沉思良久……

文友慢慢地说道：我明白了，终于明白了——

“让作曲家按捺不住创作冲动，是“领异标新二月花”的诗意；让作曲家下笔如有神，是“删繁就简三秋树”的歌词！”

于是，我说，看来必须补充开头没说的第五点——

五、诗一般是吟诵着写下来，歌词最好是哼唱着写出来。

【链接】

阿镗（1948～），原名黄辅棠，笔名阿镗、山苗、黄钟，当代音乐家。早年在广州接受专业音乐教育，后赴美国俄亥俄州肯特州立大学取得音乐硕士学位。曾任台湾国立艺术学院讲师暨实验乐团首席三年，现任教于台南女子技术学院音乐系。歌剧《西施》，是世界华人第一部描叙中国第一大美人西施故事的歌剧作品。交响乐《神雕侠侣》，根据金庸的同名小说谱成，开创了用交响音乐表达武侠小说意境、感情之先河。交响诗《萧峰交响诗》，管弦乐《台湾狂想曲》、《赋格风小曲》，国乐合奏《笑傲江湖》，歌曲《阿镗合唱曲集》、《阿镗古诗词歌集》、《阿镗当代诗词歌集》等。主要著作有《小提琴教学文集》、《谈琴论乐》、《赏乐》、《乐人相重》、《黄钟小提琴教学法》、《小提琴团体教学研究与实践》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