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歌是怎样“炼”成的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母亲只生了我的身，党的光辉照我心。旧社会鞭子抽我身，母亲只会泪淋淋；共产党号召我闹革命，夺过鞭子揍敌人……”半个多世纪来，这首歌唱红了祖国大地，至今还拂动着几代人的心旌。

几乎每一首经典名歌的背后都有故事。《唱支山歌给党听》（蕉萍词、践耳曲）这首跨世纪走红的名歌背后，更是有着撩拨人心的袅袅回音。

上世纪70年代末，那时笔者在赣南的宁都煤矿负责工会工作。因为热爱歌词创作，对全国的著名词作家，进行了广泛的信访求教，其中就有蕉萍。由于同是煤炭系统的作者，又是江西老乡，所以往来多封书信，还收到一张他与女儿讨论作品的黑白照片。根据信访资料，知道了“蕉萍”是姚筱舟的笔名，于是，写了一篇介绍他跌宕人生的文章，与照片一并发表在当时江西音协的《心声词报》上。

笔者文中提到：1965年春，《唱支山歌给党听》被文化部评为“全国优秀群众歌曲”五首之一，在北京举行隆重的颁奖大会。姚筱舟因“社会关系复杂”未能成行，一张奖状、一套《毛泽东选集》和四张丝织音乐家像、还是由矿领导转交给他的。

笔者文中还提到：在人妖颠倒的“文革”年头，这样一位用心灵为党歌唱的矿工诗人，却屡屡遭受运动冲击。一次，在他遭受“造反派”围攻的时候，外面的广播却突然传来了《唱支山歌给党听》的优美歌声，姚筱舟怎么也控制不住自己，泪水纷纷而下。这时，这些“造反派”们根据他有亲属在台湾，进行天方夜谭式地荒谬推论，逼问他：“你姚筱舟爱的是哪个党？你唱山歌给谁听？你夺谁的鞭子呀？”他怒不可遏，突然昂首高唱：“共产党号召我闹革命，夺过鞭子揍敌人”……

光阴似箭啊，一晃，40年过去了。

2020年的11月初，笔者与省市音协的同仁到上饶的千年古县铅山采风。

“鹅湖山下稻粱肥”的铅山，是“梦里挑灯看剑”的南宋词人辛弃疾的长息之地。这次在铅山，首站到石塘镇，参观了当代词人蕉萍的展览馆——他是经典名歌《唱支山歌给党听》词作者。

“赣东北苏区时期，石塘镇是个‘红白拉锯’的地方”——老木匠卢志坚打开了话匣子，他是个“石塘通”，文化旅游的义务讲解员。卢师傅讲起了姚筱舟，讲起了他回石塘省亲的情景和细节，讲起了他的人生轨迹，钩沉起了歌词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从石塘镇走出的矿工诗人

1933年3月出生的石塘人姚筱舟，原名姚明星。他的祖父在前清当过知县。父亲去世早，上学全靠在国民党任军联部少将的叔叔接济，一个哥哥是国民党海军兵工厂的上校军官，铅山解放前夕，他们都跑到台湾去了。1949年春，在铅山中学读书的姚筱舟，深感自己好似一叶孤舟，“人海茫茫何处去”，因而易名“筱舟”。

1949年5月5日铅山解放，在“参军参干”的热潮中，16岁的姚筱舟与数十名同窗好友一道，投笔从戎。同年6月，考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军政大学第五分校，毕业后分配到二野17军51师政治部任民运干事，荣获了进军大西南“模范奖章”。1951年冬，随部队参加抗美援朝，编入志愿军铁道兵第三师直属卫生连任文化干事。

姚筱舟的老家铅山，是一个盛产民歌的地方。在家庭和老师的熏陶下，他自幼喜欢读古典文学著作，渐渐培养了对诗歌创作的兴趣。参军后，无论在云贵高原，还是在抗美援朝前线，他教连队战士学文化，与战士同歌唱，指导战士编写演唱材料，军内外的报刊上发表过他写的《为了孩子》《先行赞》等诗歌、散文，还曾立功受奖。

1954年归国转业，进入支援西北建设转建大队学习，先后在陕西省工业厅商洛石棉矿人事股任干事、铜川矿务局担任宣传、秘书工作，1956年春在焦坪煤矿任技术员。

焦坪煤矿座落在陕西省铜川市区，是唐太宗李世民的玉华离宫遗址。那时，姚筱舟家就住在河沟边一间用茅草和荆笆搭成的窝棚里。

还像在部队一样，姚筱舟依旧保持着浓厚的写作兴致。他每晚都点了盏小油灯，坐在土坑上写作，常常写到东方露出曙光。爱人韩淑华问他哪来这股劲，他说：“咱是从‘三旧’（旧社会、旧家庭、旧学校）出来的，党没有嫌弃咱，部队和领导同志关怀咱，地方的工人群众爱护咱。这些，都深深地温暖着我的心。我总想拿起笔描绘新中国的巨变，把藏在心坎上最好的歌儿唱给党听。”

天有不测风云。

1957年1月8日，对姚筱舟来说是个终身难忘的日子。他对记者说：“那天天气很冷，井下的矿工违规点火融冰，引发了火灾，14名矿工罹难，我虽然当时因病在家休假，不在班上，但作为矿区技术员，仍然要承担‘间接责任’。加之我的出身是‘小土地出租’，还有‘海外关系’，因此遭到了撤职下放，管制劳动的处分。”这次突然降临的厄运，对姚筱舟而言犹如晴天霹雳，“我多次想以自杀的方式结束生命，向14名死难矿友谢罪。”所幸几次寻短见，都被区队干部和矿友们发现。

提起《唱支山歌给党听》这首诗，姚筱舟老人不假思索地说，“这就是诗歌的力量，当强烈的情感用一般语言无法表达时，诗歌就产生了。那时我受到了处分，成为接受机关管制的内控人员，绝不允许乱说乱动，那是我人生最痛苦的一段时间……”说到这里，老人一时哽咽，陷入久久的沉思。

“当时焦坪煤矿还没有实现机械化，全凭矿工们一镐一锨地挖。姚筱舟不仅身体羸弱，而且承受着精神上的巨大压力，有一段时间，他的身心几乎处于崩溃的状态，是矿友们乐观向上的精神渐渐感染了我，也使我认识到了自己的软弱。”

为了排解心中的苦痛，工余的时候，他又拿起了笔继续写诗，“以文疗伤”。

对于姚筱舟的苦痛，矿友们十分理解，总是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区队老支书时常借调他去队上写黑板报和表扬稿，借此减轻他的压力：井下的矿友们挖煤时总是安排他拿工具或者清理落煤，找种种借口照顾他。这些朴实而又温暖的关爱，让姚筱舟深受感动。他渐渐变得乐观起来，与矿友们之间的关系也变得越来越融洽。

在井下小憩时，矿友们便喜欢哼唱或朗诵自编的顺口溜，比如“党是咱的妈，矿是咱的家；咱听妈的话，建设好咱家”，还有“旧社会，咱像冬天里的葱：新社会，咱成了国家主人翁”。就这样，看多了，听多了，记多了，心里就产生了写作的冲动，诗歌、散文又从姚筱舟的笔下流淌出来。

1958年5月5日，党的八届二中全会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全中国都迅速掀起“实现总路线，歌唱总路线”的“新民歌运动”。被当时的社会主义建设热潮所感染，姚筱舟将自己的美好憧憬化作一首首诗歌，以“蕉萍”为笔名，发表在矿山的黑板报和地方的宣传刊物上。

那是1958年的一个夏夜——

姚筱舟辗转反侧，夜不能寐，提笔写下了《唱支山歌给党听》这首诗。这首诗共三段，除现在广为传唱的前两段外，后面还有4句：“母亲给我一颗心，暴风雨中一孤萍；亿万红心跟着党，乘风破浪齐跃进。”诗句中把党比“母亲”，则是矿工们说的话。

1958年6月，诗歌先后在西安出版的《工人文艺》和《延河》杂志发表，作品署名是焦坪（煤矿）的谐音：“蕉萍”。

——石塘镇，走出了25岁的矿工诗人。

雷锋─践耳─任桂珍─才旦卓玛

1962年，辽宁的春风文艺出版社将《唱支山歌给党听》编入《新民歌三百首》。当时正在沈阳当兵的湖南藉战士雷锋读到这本书。孤儿出身的雷锋，对这首诗一定有深切的代入感：他只把诗的前两段摘抄在日记里，并将“母亲只能生我身”改为“母亲只生我的身”；将“党号召我们闹革命”改为“共产党号召我闹革命”。

1962年8月15日，雷锋因公殉职。1963年3月5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等都在头版显著位置刊登了毛泽东的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举国掀起了学雷锋活动的热潮。1963年4月，《雷锋日记》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不久，就有《学习雷锋好榜样》（洪源词、生茂曲）、《接过雷锋的枪》（践耳词曲）、《千万个雷锋接班来》（章明词、杨庶正曲）、《雷锋，我们的战友》（傅庚辰词曲）等群众歌曲热播传唱。而别具一格标明雷锋本人作词的歌，唯独只有践耳作曲的《唱支山歌给党听》——他在《雷锋日记》中读到了这首小诗，随即谱成一首内心独白式的抒情歌曲，署名“雷锋日记词”，由上海实验歌剧院的任桂珍首唱。这就先天性的预设了这首歌势必走红的命运。

作曲家朱践耳（1922年10月18日—2017年8月15日 ），生于天津，长于上海。1945 年加入新四军苏中军区前线剧团。1947年担任华东军区文工团乐队队长兼指挥。1949年后在上影、北影、新影任作曲。1955年留学莫斯科柴科夫斯基音乐学院。1959年第一首管弦乐作品《节日序曲》在莫斯科首演，并被前苏联国家广播电台作为永久性曲目录音收藏。以后又以德国科隆、日本名古屋、挪威等地交响乐团陆续演出。1960年学成归国，在上海实验歌剧院任作曲。1960年写成的交响曲——大合唱《英雄的诗篇》（歌词选用毛泽东的诗词），具有磅礴的气势和绚丽的色彩，在构思和手法多方面都显示了不凡的功力。

这首小诗，在时代的热潮中，在年届不惑“治大乐如烹小鲜”的“海归”作曲家手中，势然会真、深、亲、新而很艺术地活起来、飞起来！

这首新歌，朱践耳自然选择了同在上海实验歌剧院的“当家红旦”任桂珍首唱——

歌唱家任桂珍（1933年-2020年10月10日），生于山东临沂，16岁踏上南下革命的路。进入上海实验歌剧院后，在《白毛女》《小二黑结婚》《红霞》《刘三姐》《洪湖赤卫队》等几十部歌剧中扮演女主角，曾是引起轰动的上海第一代“江姐”。曾为电影《红日》《聂耳》《摩雅傣》等配唱，《谁不说俺家乡好》《铁蹄下的歌女》《塞外村女》《摇篮曲》等插曲风靡全国。她首唱的《唱支山歌给党听》《解放军同志请你停一停》等录成唱片广为流传，被誉为“北有郭兰英，南有任桂珍”。

于是，从歌词诞生的5年之后，由践耳作曲，经年届而立的任桂珍演唱，《唱支山歌给党听》首先从上海传播开来。

正在上海音乐学院深造的藏族女歌手才旦卓玛，在校园的广播中听到了任桂珍的演唱。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一字字，一句句，分明唱出了才旦卓玛这个翻身农奴女儿的心声——她体验过西藏农奴的辛酸，目睹了农奴翻身做主的幸福，亲身感受到了党的温暖。没有共产党，就没有自己这个走在大学校园里的农奴的女儿。才旦卓玛不禁潸然泪下，激动难耐。一股歌唱的激情在她胸中迸发，她找到主课老师王品素，要求唱这首歌。

王品素担心才旦卓玛因此丢掉自己的风格，便说：“你是唱藏民族歌曲的，行吗？不要丢了风格。”才旦卓玛急得快要落泪：“歌里唱的就是和我一样的心声。我一定要唱！”当时很多人都不理解，连汉语都说不利落的才旦卓玛为什么要唱一首汉语歌曲，但是老师懂得她的心思。王品素给才旦卓玛找来了曲谱，又一字一句地给她抠汉语歌词，还请到了这首歌的作曲朱践耳来辅导才旦卓玛的演唱。

朱践耳和王品素一样被才旦卓玛打动了，他们感觉到：这是发自内心的感动，是心灵深处的歌唱。后来，在“上海之春音乐节”上，年方26岁的才旦卓玛果然一鸣惊人。她别具身份、独树一帜的藏族风韵演唱，经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反复推广，让《唱支山歌给党听》顿时风靡大江南北，成为家喻户晓、耳熟能详的红歌经典。

一首好歌，归根结底是歌手“唱”出来的。

还须再说几句“二传手”才旦卓玛——

后来担任中国文联副主席、西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的才旦卓玛，1937年6月出生于西藏日喀则。

西藏富有灵气的山水赋予了才旦卓玛天生的好歌喉，经民间艺人穷布仁次的悉心指导，她学唱藏族民歌和古典歌舞曲“囊玛”。1956年11月，才旦卓玛被日喀则文工团吸收为学员。没多久，从来没读过书的才旦卓玛被保送进了第一所西藏公学“陕西咸阳西藏公学院”（今西藏民族学院）学习。1958年底，才旦卓玛被上海音乐学院声乐系民族班特招深造。1959年，因演唱纪录片《今日西藏》的主题歌《翻身农奴把歌唱》（李堃词、阎飞曲）一举成名。1961年5月，才旦卓玛被批准为中共预备党员。1962年，随中国青年代表团参加了世界青年联欢节的演出。

——这就是幸运的才旦卓玛，这就是演唱《唱支山歌给党听》时，已有充分感情积累、思想认识和艺术锤炼的才旦卓玛。“歌唱主人公”由她担纲，唱红是时代的必然。

焦坪——蕉萍

1963年3月21日，《文汇报》首发的这首新歌，践耳为歌曲取名为《雷锋的歌》，并注明歌词摘自《雷锋日记》。此后，虽说《人民日报》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介绍这首歌曲时，都曾称是“雷锋同志抄录蕉萍原词”，但“蕉萍”是谁? 却众说纷纭。有人说“蕉萍”是江南某大学的一名女生，也有人说“蕉萍”实际上就是雷锋的女朋友。而当时出版的不少歌曲集在词作者的署名干脆直接打上了“雷锋”的名字。

1963年底，陕西省文艺界一些同志发现这首歌词，是蕉萍发表在《延河》杂志上的作品，就去信给朱践耳说明情况。按照信中提供的的地址，朱践耳给铜川矿务局党委寄来了一封寻人信函，希望尽快找到“蕉萍”本人。

据姚筱舟老人回忆，当时小小的矿务局被这一“寻人启事”搞得沸沸扬扬。“唱红大江南北的这首山歌，能是咱这穷山沟里的人写的吗？”很多人持怀疑的态度。也有人根据“蕉萍”二字，将寻找的目光集中在了矿上的女性身上。

在一次干部大会上，时任矿党委书记的赵炳儒动员全矿寻找“蕉萍”同志，“就是挖地三尺也要找到！”不久，有人向领导“举报”：说是被下放到井下挖煤的姚筱舟，总喜欢背着人写写画画，还时常看见他“熬出”些散文、诗歌的向外投稿。不仅如此，为了省下买稿纸的钱，这个姚筱舟还隔三岔五到区队办公室蹭稿纸。

赵炳儒书记找来姚筱舟，问他是不是以“蕉萍”为笔名发表过诗歌？姚筱舟不敢承认——“那时我被整怕了，加之我出身不好，社会关系复杂，叔父和哥哥都跑去了台湾。”在那个大搞“阶级斗争”特殊年月里，姚筱舟常常犹如惊弓之鸟，他不知道自己发表的哪首诗又出现了政治问题，是不是又闯下了什么大祸？后来，在赵书记等领导的耐心说明下，姚筱舟才承认以“蕉萍”为笔名发表过《唱支山歌给党听》这首诗。

事实上，姚筱舟早已从广播上听到才旦卓玛唱的这首歌，他当时既惊讶又激动，不敢想象自己的一首小诗，竟然会成为在全国广为传唱的歌曲。

在承认自己就是“蕉萍”后，姚筱舟给朱践耳写了一封信，说明了写作情况，推断《雷锋日记》中的那首诗，是摘自春风文艺出版社《新民歌三百首》中自己的一首小诗。

不久之后，中国音协的《歌曲》在转载《雷锋的歌》时，正式将歌名改成了《唱支山歌给党听》，词作者署名也第一次更正为“蕉萍”。

——从用“蕉萍”笔名业余写作开始，姚筱舟就注定了他与“焦坪”的命运交集。

姚筱舟老人对记者说起了这首歌的创作过程——

“《唱支山歌给党听》的创作非常顺利，可以说是一气呵成。”姚筱舟回忆说，“全诗12行，以民歌作为表现形式，通俗浅显，朴实无华。创作中，我借用和提炼了平时矿友们的顺口溜，比如‘我把党来比母亲’就借自顺口溜中的‘党是咱的妈’，只有诗中的‘鞭子’一词让我想了许久。”

起初，姚筱舟在诗中写的是“旧社会三座大山压我身”，“新社会推倒大山作主人”，但这样写出来后，他总觉得味道不足，难抒胸臆。有一天，他随手翻开一本小人书，看到一个肥胖的地主正用皮鞭抽打着长工，心中灵机一动，“如果用皮鞭一词来形容‘三座大山’不是更贴切吗?”于是，他将诗歌改写成了“旧社会鞭子抽我身，母亲只会泪淋淋”：“共产党号召我闹革命，夺过鞭子揍敌人”。

姚筱舟老人说，《唱只山歌给党听》发表后，雷锋将诗中的前两段抄录在自己的日记里，并将“母亲只能生我身”改为“母亲只生我的身”，将“党号召我们闹革命”改为“共产党号召我闹革命”，朱践耳谱曲时用的就是雷锋修改后的歌词。

星星跟着月亮走。

姚筱舟老人坦言：“《唱支山歌给党听》是我的心声，是国家建设时期矿工兄弟爱党的真情表达，它凝结着几代矿区人的集体记忆。歌曲能引发全国人民如此强烈的共鸣，这应当归功于雷锋同志对歌词的修改和摘抄，也归功于朱践耳老师的谱曲以及才旦卓玛的演唱，而我，仅仅是写了一首小诗。”

我心如歌

虽然饱经沧桑沉浮，遭受“文革”苦难，但在姚筱舟心中，始终坚守、闪亮着对党的忠诚信念和不灭的火焰，年久弥笃，愈燃愈炽。提起往日的不堪，他总是淡然一笑：“我那时也感到愁苦与茫然，也有过牢骚与埋怨。但与质朴、豪爽的矿工们在一起，矿工那忍辱负重、坚忍不拔的品德给了我信心和力量。‘把矿工当我师，以矿山寄我情’，是我的座右铭。这样，也就挺过来了。”

矿友们都说他平和谦逊，随遇而安，与人为善，朴实低调。多年来的人生磨难，并没有改变他热爱生活、感恩生活的天性。他对记者说：“一个人有时会被历史的旋涡无情地抛掷蹉跎，这是无法逃脱的，因为每个个体都是历史多样性的组成部分。你可以痛苦，可以愤懑，但绝不可以放弃对希望的追求，无论在什么时候，都要学会勇敢地面对人生，扬起自己的生命之帆。”

拨乱反正的思想解放运动以后，1984年，姚筱舟调入铜川矿务局报社工作。他的创作精神更加振奋，先后在省内外报刊发表了100余篇文艺作品，其中歌曲《星星啊，星星》荣获1984年煤乡音乐会优秀奖，并被电视艺术片《乌金花》选为插曲之一。《一杯茶，一杯酒》被煤炭部拍摄的电视片《矿工，祝你幸福》选为插曲。由于他创作贡献卓著，陕西省作协、音协、音乐文学学会和中国煤矿影视剧研究会等先后吸收他为会员，陕西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分别为他拍摄了专题片，他的名字还被收入家乡的《上饶名人录》。他成了煤炭战线上一名颇有名气的词作家。1990年，他被推选为铜川市文联副主席。

——1997年5月9日，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那天晚上8点，他珍藏在心中整整34年的企盼，定格在上海市南京路上的“上海电视广播大厦”4楼演播厅舞台上——他是应上海东方电视台之邀参加第17届“上海之春”音乐会开幕式的。导演的精心安排，给了他一个意想不到的惊喜:见到了作曲家朱践耳和歌唱家才旦卓玛。在雷鸣般掌声和闪光灯刷亮的雷电交响乐中，他们三人忘情地拥抱，紧紧地握手。一家报社记者风趣地说：“这一天，是一支歌串起来的三个人共同的节日。”——这时的姚筱舟64岁，朱践耳75岁，才旦卓玛整整60岁。

——2001年6月26日，新华社发了一条新闻：

“曾唱遍大江南北的《唱支山歌给党听》歌词作者姚筱舟同志，在建党80周年前夕，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姚老告诉记者，自1949年5月考入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军政大学那天起，他就一直渴望着入党。1951年入朝参战时，他向组织递交了第一份入党申请书。但半个世纪的时间，因为受到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的影响，这一梦想一直无法实现——“现在，梦想终于成为了现实！”

他用如歌的行板，十分动情地说：“赤心五十载，一支忠诚歌——我心如歌！”

——2011年1月，《唱支山歌给党听》载入《百年中国歌词博览》大典。

——2018年，铜川建市60周年，中共铜川市委、市政府授予姚筱舟“杰出贡献人物”奖。

——2018年7月1日，CCTV隆重推出主题歌会《唱支山歌给党听》。

跋

离休多年的姚筱舟，依旧不改看书写作的习惯。他说，现如今平日里奉行的是“四平”主义：平平凡凡做人，平平常常生活，平平淡淡处事，平平静静享乐。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

2019年5月，整整70年过去，姚筱舟老人带着二儿子，第一次回乡省亲。

他靠在祖屋斑驳的外墙上凝想，他徘徊在小镇的老街寻访儿时的踪迹，他在小巷的墙角弯腰摘下一朵黄色的小花，踏着鹅卵石铺成的巷路，微笑着，蹒跚走来……

小镇导游卢师傅说：“那些日子，是我一直在陪同他的。”

在小镇河边的码头上，卢师傅对我说：“姚筱舟在河边停留了很久，他说，1949年，他就是从这里摇船过河去参军的——姚筱舟嘞，他摇着小舟去参军呐！”

姚筱舟老人提起当时的情景，仿佛一切就发生在昨天。他对卢师傅说：“当母亲知道我报名要去参军，一直哭到我背着行李出门。”“我后来终于明白了母亲为什么忧心忡忡，叔叔和哥哥走了，凶多吉少，我也要走了，前路艰险……手心手背都是肉啊……”

——在石塘镇的《唱支山歌给党听》展览馆，县里的摄影记者，邀请姚筱舟老人与展版上他的那幅大照片合影，老人的目光中，饱含着不尽的沉思与永远的希望……

——2019年7月，央视人文历史纪录片《唱支山歌给党听》在陕西铜川隆重首映。

——2019年9月1日，矿工诗人、词家姚筱舟在铜川与世长辞，享年86岁。

逝者如歌，山歌犹唱，共和国不会忘记——对于他的辞世，腾讯网、和讯网、三秦网、华商网、手机网、易网、搜狐网、凤凰网、维普网、中国煤炭网、中国煤矿文化网、道里巴巴、新浪博客、世界姚氏网、中国江西网、铜川党建网等网络媒体，报道纷纷，怀悼深深。

姚明星——姚筱舟——蕉萍，他留下了赤子心中永远的“山歌”，留下了“山歌”背后鲜为人知的传奇故事…… 

补笔：

——从铅山采风归来，心中一直难以平静。是夜，参阅网上对于姚筱舟的诸多报道文章，正在编写整理这篇长文，以续40年前刊在《心声词报》上的那篇短文。这时，采风的乐友又传来正在网上直播的上饶市迎接建党100周年的文艺节目——《“唱支山歌给党听”·主题歌会》。一代一代往下传的歌声，如涛如浪，拍打心岸……

——遥念蕉萍，欣然收笔之时，正是新年即将来临之际，此刻，读到《新民晚报》记者朱渊12月31日的报道：《在党的诞生地，余隆执棒三大交响乐团“唱支山歌给党听”》，不长，顺录以下：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母亲只生了我的身，党的光辉照我心。”当熟悉的旋律响彻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当女高音龚爽清澈透亮的歌声回荡，这支传唱了几代、影响无数人的歌谣，也瞬间温暖了在零度天气中从四面八方赶来的观众。

今晚，以“唱支山歌给党听”为主题的2021上海新年音乐会在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举行。由指挥家余隆执棒上海交响乐团、中国爱乐乐团及广州交响乐团中国三大乐团组成的联合乐团，携手女高音歌唱家及演奏小提琴、大提琴、长笛、二胡、萨克斯等中西乐器的青年音乐家共同演绎。

2021年将迎来建党百年的重要历史时刻，以诞生自上海的“唱支山歌给党听”为题成为上海诸多新年音乐会中的“热门款”。演出票一上线就迅速卖空，其中不少观众正是冲着开场曲《唱支山歌给党听》而来。

这支脍炙人口的歌谣由已故作曲家朱践耳创作，他曾长期担任上海交响乐团驻团作曲家。1963年，他有感于《人民日报》上刊登的雷锋事迹，以雷锋日记中引用的一首由陕西省焦坪煤矿职工姚筱舟所作的同名小诗，谱写了这支清新而深情的旋律。这首歌曲迅速传遍全国，也成为上海乃至中国音乐史上绚丽一笔。今晚，这支“山歌”再度响起在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勾起了不少观众的往昔记忆。  余隆坦言：“我们很高兴能用这样一场特殊的新年音乐会迎接2021年的到来，向带领我们取得胜利的中国共产党100周年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