嘈嘈切切说歌词

伪命题

所谓命题,就是一个观点、一个论点;对于歌词而言,命题就是一个情感热点、一个创意支点、一个构思角度。伪命题是指不真实(或反真实)的命题。所谓不真实,有两种情况:其一是不符合客观事实;其二是不符合一般事理和科学道理(统称哲理)。伪命题还有另一种解释:是指没有意义(或反意义)的命题,无法断定其真假,既不是先天的分析命题,也不是可以通过经验判断的综合命题。

当代歌词中那些“不真实”、“无意义”的作品,即伪命题的作品,比例确实是比较大的。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是那些个跃进歌、忆苦歌、革命歌、造反歌、造神歌、膜拜歌、献忠歌之类滋生的现实土壤。到了“文革”,那些假大空、假恶丑的歌则更加狂热,以至登峰造极了。翻一翻那些老歌本,又特别翻一翻那几册《战地新歌》,那些心本善良、意本虔诚的作者们,跟风追潮,唯恐落伍,“忘我”之际,却做了“帮凶”和“帮闲”,真可谓“历史不忍细看”啊!

冯骥才在《文革进入了我们的血液》一文中说:“历史的大河在地面消失,往往会转为精神的暗流;思想的阴云扩散之后,渐渐化为心中的迷雾。”“我们不是常常感到,当今中国社会一切难解的症结,都与文革深刻地联系着,甚至互为因果。比如,我们缺乏历史精神,不是与文革灭绝传统有关?我们轻贱自己的文化,不正是文革践踏文化的直接结果?为此,至今我们对自己的文化仍然缺乏光荣感与自信。”“至于人本精神的低靡辄由於文革把封建主义发挥到了极致。更别提文革对中国人朴素的人性本质的破坏!文革将猜疑与敌意注射到人们的血液里,如果我们没有将它彻底地清除出去,在当今充满现实功利的市场中,它必然会恶性地发酵。”

那些年,“唱红打黑”的喧嚣犹在耳畔:在“红歌”的筐子里,在烫金的歌单中,在奢华的舞台上,又一种狂热,不是还夹杂着那些为数不少的“伪命题”歌曲吗?

——明明已被检验了是禁锢生产力、造成灾难性后果、阻碍历史进程的体制,却还要怀旧推销“公社是颗红太阳,社员都是向阳花。”

——明明是“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却仍然要执拗背书“他是人民大救星”;

——明明知道“老百姓是地,老百姓是天,老百姓是共产党生命的源泉”,却还要颠倒党和人民的关系:“鱼儿离不开水,瓜儿离不开秧,革命群众离不开共产党。”

——明明是贪腐蔓延、世风日下、危机四伏,却闭着眼睛懵懂呼告“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尽情粉饰“越来越好啦啦啦啦”、“喜洋洋亮堂堂,喜洋洋亮堂堂……”等等,不一而足

——从“一玉口中国,一瓦顶成家”的阉割式、意淫式、矫情式的“说文解字”到庸俗、低俗、媚俗乃至恶俗的沉渣泛起,难道不都是从“伪命题”肇始的吗?

伪命题的要害是一个“伪”字。鉴赏一首歌曲,必先鉴赏歌词;鉴别一首歌曲的好坏优劣,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看它的歌词是不是说人话、接地气,是不是“伪”:伪造、伪装、伪令、伪托、伪情、伪善……要设问:伪娘、伪男是否又在调制美容果汁、心灵鸡汤、救世格言?伪高僧、伪大师是否又在充当忏悔神父、心理医生、情感导师?

有时候霾里看花,的确真伪难辨。要去伪存真、求实求是,我们需要一双“慧眼”,那就是向真、向善、向美、向上的“心眼”!

强说愁

那朝代,辛稼轩落职闲居江西上饶,在带湖给世人留下名句:少年不知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他回顾少年时代,思想单纯啊,没有经历人世艰辛,喜欢登上高楼赏玩景致,本无愁苦可言,但是“为赋新词”,只好装出一副小文青的样子,勉强写一些愁苦的词句来敷差应景。

今之所谓“强说愁”,就是写不出来“硬写”、挤不出来“硬挤”、拼不出来“硬拼”、凑不出来“硬凑”——“强说愁”类型的词作在各种晚会、各类征歌和各类评奖中都能看到:

为赋新词“强作欢”:“总想对你表白,我的心情是多么豪迈”……

为赋新词“强叫好”:“今天明天都是好日子”、“风景独好、独好”、“包子铺的包子好”……

为赋新词“强说美”:“深深爱你美丽中国,历尽千年沧桑依然美丽,深深爱你美丽中国,你风情万种雄浑飘逸。”……

为赋新词“强做梦”:“中国梦是文明梦,中国梦是和谐梦,中国梦是强国梦,中国梦是富民梦”……

还可以列出诸多的“强示爱”:(我爱你什么什么),“强攀高”:(什么什么越来越高),“强比大”:(大什么什么)……“强说是”:(乡愁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是山的梦、什么什么是海的梦)……

这类“强说愁”类的歌,旋律还都很好听,也挺上口,推销力度也很大,可是过一阵子就烟消雾散了。为什么?根本原因就是词没写好,既没有思想又没有文釆更没有任何一点新的发现,或是写得太空泛、太干巴,或是写得太陈俗、太落套,或是写得太牵强、太离奇,或是写得太肉麻、太恶心……

这类“强说愁”类的词作者,有体制内的名家新秀,也有体制外的文青写手。除了对“这一首”创作准备不足之外,或是与追风赶浪、急功近利的写作心态有关?或是与“不赚钱,赚个吆喝也好”的写作企图有关?或是与“政治任务”、“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创作环境有关?等等——反正,“鞋子合不合足,只有脚趾头知道。”

要摒弃“强说愁”的心理和习惯,须从“真情实感”、“真思实悟”开始,无感无悟,下笔必然勉强、牵强。读者与听众对此类词不仅难以认同,还常嗤之为:“江郎词”、“贩子词”、“掮客词”!

歌词缺少批评,缺少真知灼见的批评,也缺少一针见血的批评,尤其缺少:被领导部门批准并推广的歌曲的词的批评。有识长者“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

“强说愁”是假本事啊,能写善评才是真功夫!故有功夫词家宋小明曰:“词者要存些压箱之作,不为时局所动,不因政策而移,不趋时尚以媚,不惧岁月而殁,抓住人的要旨,开箱依旧欣然。”

一大抄

俗话说:天下文章一大抄,看你会抄不会抄。

——“会抄者”,以化为谋。

“仿拟”:鲁迅仿东汉张衡《四愁诗》,仿成别趣的《我的失恋》;

又如“反意”:毛泽东反南宋陆游《卜算子·咏梅》原意,铸成百卉之“俏”、百卉之“笑”;

再如“化用”:琼瑶将《三国演义》的诗句化用成《几度夕阳红》,豪迈与苍凉化境为爱恋与忧伤;又将《诗经》之《蒹葭》扩容成《在水一方》,将今人之情嵌入古典;陈小奇搭乘唐人张藉《枫桥夜泊》之舟,把古人的乡愁幻化为今天《涛声依旧》的伤逝……“仿”成新趣,“反”出奇意,“化”作神韵——可以说:“会抄者”乃是饱读诗书的学者、智者,才是标新立异的名家、大家。

——“不会抄者”,靠袭为计。

其一是“东施效颦《采蘑菇的小姑娘》流行之后,就有许多连锁者拥上,什么《拾稻穗的小姑娘》、《捡贝壳的小姑娘》、《唱山歌的小姑娘》、《会绣花的小姑娘》……

其二是“狗尾续貂”:因为有了《水浒传》、《红楼梦》,所以就有了《水浒后传》、《红楼后梦》;因为有了《浏阳河》、《请茶歌》、《唱支山歌给党听》、《在希望的田野上》、《鼓浪屿之波》,所以就类袭《又唱浏阳河》、《又唱一曲请茶歌》、《又唱山歌给党听》、《又唱希望的田野上》、《又唱鼓浪屿》……

其三是“大而无当”:因为有了《大中国》,所以就“以大为尚”,《大花轿》、《大红帆》、《大三峡》、《大上海》、《大西北》、《大东北》、《大江南》、《大时代》等等,以为披上“大衣”,就有了“大抒情”、“大写意”;因为有了《我爱你,中国》,所以就纷纷“大爱中国”,《中国结》、《中国红》、《中国娃》、《中国茶》、《中国瓷器》、《中国旗袍》、《中国版图》、《中国农民》、《中国好运》、《中国春潮》、《中国志气》、《中国新世纪》、《中国进行曲》……以为冠上“中国”,就有了“中国特色”;

其四是“弄巧成拙”:因为张明敏唱了《我的中国心》而脍炙人口,所以春晚就为他度身定制《我的中国梦》,编配、伴舞、服装、灯光、阵容都“大兴土木”,可就是这歌词的“梦”远比不上那歌词的“心”,奢想走红而卡歌弄典,星星不是那个星星,月亮不是那个月亮,最后变成“经不典”……

其五《移花接木》、其六《偷樑换柱》、其七《掩耳盗铃》……乖谬多多。

蒲松龄《聊斋志异·阿宝》有道:“时典试者虑熟题有蹈袭弊,力反常经。”《宋史·米芾传》有评:“芾为文奇险,不蹈袭前人轨辙。”《鹖冠子·天则》有言:“使而不往,禁而不止,上下乖谬者,其道不相得也。”——可以说:“不会抄者”乃因蹈常袭旧,喜为惯技,驴子跟着马放屁,终会变成“文抄公”矣!

“一大抄”这个笼统的说法,包含了两个不同的指向:一个指向是浮想联翩、柳暗花明;另一个指向是拾人牙慧、黔驴技穷。可惜而可怜的是,热衷后者的作品委实居多。

两千多年前的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的最后一卷里,从诗的本质和诗的影响两个方面极其雄辩地列举了诗人的两大罪状,并且说:“与其做赞美英雄的诗人,不如做诗人所赞美的英雄。”

由此,诗评家谭延桐在博文里说:“在他看来,凡是英雄都是有大丈夫气概的,可是诗人没有。诗人们只不过都是一些远离理式世界(即真理)的人。而只有理式世界才是生命的最高目标。如果你想知道什么叫理式世界的话,就应该去请教智慧的哲学家而不是去请教‘对于一般事物都茫无所知’的诗人们。因为诗人们只不过是一些模仿的模仿者,永远都和理式世界隔着两层。因此,他满心希望诗人们能够和哲学家们一样,沿着灵魂探险的路径,朝理式世界的至善纯美去进香。可是,不争气的诗人们,一向都是找不到自己的大觉大悟的啊。过去是这样,现在更是这样。沦落们,诗人们,眼看着就没有几个真正像样的诗人了,往俗里挤的往俗里挤,往庸里奔的往庸里奔;发贱的发贱,发呆的发呆……诗坛的形势,说变就变了。”

谭文说的是诗坛,又何尝不是在批评我们词界呢?

喧哗而庸常的那些个歌词写手,总以为虽不在“高峰”,好歹也是在“高原”吧?其实,旁观者清,那些写手不过是在洼地牛蹄窩的浊水里嬉戏,还自诩在“搏击中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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