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优秀的群众音乐排头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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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省里一次歌曲创作规划的会议上,他当着全省各地词曲作者的面大谈群众音乐创作,内容很新颕也很丰富,是我过去从未听到过的。事后经了解,原来他是省里公认的群众文化方面专家。于是,我产生了对他采访和深入了解的想法。   

他就是长期奋斗在群文战线,现已退休的音乐工作干部缪杰。早在文革初期,入伍不久的他创作发表过当时颇有影响的二胡齐奏《喜送战备粮》(南京军区《前线文艺》)和两首广为流传的军旅歌曲《我们永远是个战斗队》和《练为战》(曾收入《战地新歌》第一、三集),并被《解放军歌曲》杂志社聘为特约通信员。队列歌曲《我们永远是个战斗队》由歌唱家马国光作为独唱歌曲在晚会上演唱,但那时发表作品署真名是很难为情的,此歌在《战地新歌》第一集发表时署为驻浙部队集体创作,所以很少有人知道这是他作曲的作品。1979年他转业到浙江省文化局,第二年省群艺馆恢复后转至省群艺馆(现省文化馆)音乐室任室主任。1982年,经领导同意,他考进了上海音乐学院学习作曲三年。他抓住这难得的学习机会,短短三年学完了本科五年的学业,同时还担任班长的职务,坚持每天利用早晨、中午、晩饭后挤出的时间练习钢琴,毕业时他的钢琴己达到299、740的水平,这也使他搞垮了身体,毕业后足足花了八年时间才慢慢调整过来。  

毕业后他本来是有机会进专业团体工作的,但他一头扑进群众音乐工作中去。虽然他写过不少作品,有的还获得过政府最高奖全国群星奖创作一等奖(民族管弦乐《畬寨欢乐夜》、银奖(男声独唱《大阳为我升起》)、铜奖(合唱《枫叶红了》)和文化部主办的全国民族器乐创作比赛银奖(儿童琵琶曲《金丝雀》)以及数十首大区、省级作品获奖。但他说,与专业作曲家比较,他的作品数量少,影响小,不值一提。按他的说法,既然选择了当一名群众音乐工作干部,其职责主要是组织、指导、辅导业余群众音乐工作,个人创作不是硬任务。因此,他给自己定下一些规矩,一般情况下自己的作品不参加省级本系统举办的比赛;给别人改作品那是本职工作,修改后不得挂上自己的名字,哪怕改动较多原作者一再提出挂他也会婉拒…… 几十年来,他花去不少精力帮助群文作者修改作品,最多的一年将近500首;有一届我省有十六个声、器乐作品候选参加全国群星奖评选,都是他一人逐首加工修改完成的。如我省86年参加全国首届民间音乐舞蹈大赛器乐决赛场的琵琶独奏《新月》,参加省音舞节仅获三等奖,经他作两次较大修改后,最后获全国创作一等奖,自然作品作者上不会有他的名字。在单位,他几乎年年被评上辅导一等奖。他是省内公认的修改作品不计报酬、不为名利的高手。  

缪杰说,干群众音乐工作,主要是为他人作嫁衣裳,耐得住寂寞,放得开名利,吃得起亏,而且要勤快。音乐室长期声乐干部仅三个人,他一人主任兼创作(声乐、器乐)辅导,民间音乐、理论构建等,工作确实很忙。为完成三大本《浙江省五十年创作歌曲集》,他和同室的夏国民一起经常加班加点。因出版社没有专业乐谱排版,尤其是合唱谱,排得乱七八糟,他俩光校对就十多遍,工作量相当大。浙江民歌、民器原先都是录在盒带上,最多能保留8一10年,为此,他向馆部申请在电脑上装上刻录机,花数个月见缝插针挤时间,将所有几十盒磁带录音都输进电脑里,并逐首简单修正好后转换成mP3,刻成CD,编好目录,方便大家使用。

说起“吃亏”,他回忆起来还真不少。有的是运气不好而吃亏,有的是明的暗的吃亏。如1966年,解放军艺术学院在全国招一名二胡演奏员,他被推荐参加初选、复选,最后通知他一人去上海等待招生组长决定。在上海等了三天,招生组长听他演奏了高难度的独奏曲《三门峡畅想曲》和《豫北叙事曲》后叫他回去等通知。没多久,通知下来,他被录用,叫他辞去连队文书工作,去医院按干部标准体检,并寄出档案。但不久又通知因“文革”学院停办去不成了,他的档案也在三年后被退回。还有一次失去机会是1976年,南京军区政治部因沈亚威部长对他的赏识,要调他去创作组工作,但因他所在的浙江驻军二十军要和河南驻军一军对调,上级宣布干部一律冻结,于是,他又失去一次进部队专业单位工作的机会。另有一次机会是,1979年武汉军区歌舞团创作组要调他,因那时他已结婚并有了孩子,而主动放弃了。

至于明里暗里的“吃亏”,他说也不少。他和我省著名作曲家、音乐理论家,后来一起工作的同事(原浙江歌舞团创作员,是他动员调群艺馆工作的)马骧一起是1979年全国开始进行的十大集成工作中的浙江民歌集成捜集、普查、整理工作的两个总负责人,先后一起为此工作了十多年直至正式出版。在后来成立的浙江非遗民间音乐的评委会,他应该是最有资格参加的。但因他与负责此工作上级负责人有过一些工作争辩,在参加开始几次评委会后就被除名了。还有一件更加遗憾的事,浙江省十大集成中最后出版的《浙江曲艺音乐集成》,开始时,多人对集成音乐作过音谱校正,但北京总部一直没通过,后来找他帮忙,他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对所有曲谱重新反复校正,十几本油印本子都快翻烂了,最后总部来人一次通过。为此,编委会专门讨论决定将他增补为编委,可能是疏忽,最后出版时“漏了”他的名字。对此,他只有苦涩地笑笑,唯一遗憾就是至今他还没有看到这本集成书。 

缪杰是浙江省历届(至2005年退休)组织上送全国“五个一工程”歌曲的具体负责人,这些年中,浙江每年都有作品入选,且都是群文系统业余作者的作品,这一现象在全国是没有的。因此,2019年出版的《高歌新时代——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获奖歌曲作品集》主编、历届评委周荫昌先生将他列为编委会编委,这是对他工作的肯定和葆奖。

缪杰认为群众音乐工作是个系统工程,真正搞好这一工作很不容易。经长期实践摸索,他总结出群众音乐工作的“十抓”并在全省会议上提出,即抓队伍、抓活动、抓辅导、抓骨干、抓创作、抓理论、抓研究、抓民间、抓特色、抓精品。他对群众音乐工作的方针、音乐干部的培养、群众音乐作品的标准等都有一套自己独特的看法、理念和做法。他认为,群众音乐创作一定要鲜活,一定要富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和独特的个性。他对全国第五届群星奖比赛将部队的器乐表演《班务会》评为所有节目的第一名极为赞成,他认为这就是群众音乐的评奖标杆:将浓郁的生活气息和独特个性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真正做到群众性、艺术性。他尤其强调群众音乐创作的民族性,这可能与他的经历有关,他的不少作品都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如参加早期全国青歌赛演唱的男声独唱《摇船情歌》,是以海宁车水号子为素材创作的;获文化部器乐比赛二等奖的儿童琵琶曲《金丝雀》的音乐主题取材于台州三门的一首儿歌等。他在创作的《练为战》虽不是以某首民歌为素材而创作出的,但极具民族风格。在他1996年评正高职称的专家鉴定中,著名作曲家周大风在鉴定书中写着:“我认为至今为止,全国有两首真正可称得上是民族化的进行曲,一首是黄准的《红色娘子军连歌》,一首是《练为战》”。他本人认为这评价太高,难以接受,同行也不会承认。但与《我们永远是个战斗队》一样,都是好作品。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主任苏夏编著出版的关于歌曲作法的书,内中就将这两首作品作范例加以引用。 

在抓活动方面,浙江是卓有成效的,有的还成为影响大、作用强的品牌项目。如由纳杰建议创办的浙江省音乐新作演唱演奏大赛,至2019年已连续举办了十八届,对全省群众声、器乐、创作人才的发现培养以及促作品、促人才都起到有力的作用。他认为搞好歌曲创作,要掌握不少写作技巧,如怎样选好歌词,内中大有学问;如音乐主题的提炼与发展,做到既集中又变化,既统一又对比,避免“脚踩西瓜皮,滑到哪里算哪里”等章法;还有歌曲节奏的运用,曲式结构的把握等等都十分重要。但他认为歌曲创作最重要的还是主题旋律的写作,怎么做到既好听,又有特点。这只有主要多从丰富的民间音乐中去吸取养料。他反对音乐主题的“熟”和“俗”,认为太熟的原因之一是缺乏民间音乐素养,老去用别人用过的“常用语言”、“全国粮票”;太“俗”,是作者的鉴赏水平、格调追求问题。他在辅导歌曲写作课堂讲课时反复强化这一些观点。他还认为要做到脱熟求新,还要多在民族调式写作上下功天,多向作曲家王酪学习,不要老用西洋大小调来作曲,特别是小调,会一写就跑到俄罗斯风格去了,好多作品不但音乐主题,连每句落音都一样,一个乐段四个乐句6、3、1、6,十首歌就是一首。他要求作者多用民族调式,如以羽商交替代替小调性,宫徵交替代替大调性等;要尽可能多的积累自己的音乐语言,少用甚至不用别人常用的音乐旋律。他特别强调作品的个性化,力求使各个作品与众不同。

缪杰把一生大部分时间奉献给了群众音乐工作,他1945年出生,1965年3月应征入伍,1966年2月入党,曾立过一次三等功。在部队15年里,曾为师部政治部文化干事,1979年1月转业到浙江省文化局。现为研究馆员,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浙江省音乐家协会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曾任浙江省群众艺术馆副馆长,音乐室主任,除创作发表有数百首歌曲、器乐曲外,还发表各类音乐研究、评论文章一百多篇。为《中国民歌集成(浙江卷)》副主编、《中国器乐集成(浙江卷)》编委、《浙江省五十年歌曲集(上、中、下三册)》主编,著有《音乐知识和欣赏》、《中国少年儿童百科全书(音乐条目)》、《复调教程》等专著。他说他的最大愿望,就是希望全国群文事业不断发展,群众音乐事业兴旺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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