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新兴音乐的开路先锋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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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现代新兴音乐,是由上世纪三十年代的电影音乐开启的。新兴音乐依托新兴电影而起,新兴电影伴随左翼文化运动和抗日救亡运动而生。置身于这个历史背景,对于当时内忧外患处显衰落的民国政经而言,在八面来风的十里洋场,勃兴的电影产业、新兴的现代音乐,其文化生态的核心词却是——进步。

当年那些进步的文青、艺青们,纷纷踏进上海滩,竞相“触电”——编剧最热衷的是电影编剧,导演最热衷的是电影导演,演员最热衷的是电影演员,作曲家最热衷的是做电影音乐,而词作家最热衷的是为电影歌曲作词。

由此,推湧出中国现代新兴音乐的“开路先锋”

作曲家有:聂耳、冼星海、任光、黄自、贺绿汀、吕骥……

词作家有:田汉、孙师毅、安娥、唐纳、孙瑜、桂涛声……

翻开《五四以来电影歌曲选集》(1980·中国电影出版社)和《五月的鲜花——五四以来歌曲选》(1980·人民音乐出版社),所选孙师毅作词歌曲的数量之多、传播之广,十分令人瞩目。顺将篇目摘录以下:

    《飞花歌》(影片《飞花村》主题歌 聂耳曲)

    《牧羊女》(影片《飞花村》插曲 聂耳曲)

    《开路先锋》(影片《大路》插曲 聂耳曲)

    《回声歌》(影片《新女性》插曲 聂耳曲)

    《天天歌》(影片《新女性》插曲 聂耳曲)

    《一天十二点钟》(影片《新女性》插曲 聂耳曲)

    《四不歌》(影片《新女性》插曲 聂耳曲)

    《奴隶的起来》(影片《新女性》插曲 聂耳曲)

    《新的女性》(影片《新女性》主题歌 聂耳曲)

    《自由神之歌》(影片《自由神》主题歌 吕骥曲)

    《西洋镜歌》(影片《都市风光》主题歌 赵元任曲)

    《摇篮曲》(影片《自由伸》插曲 吕骥曲)

    《聂耳挽歌》(吕骥曲)

    《上起刺刀来》(周巍峙曲)

    《祖国之恋》(影片《白云故乡》插曲 沙梅曲)

孙师毅的歌词是紧贴电影剧情的,是剧中人物的生活素描和心情写照,生活和时代的真实感,扑面而来;但是,虽然“紧贴”,却不是“硬贴”、“楞贴”,它是电影主题思想的提炼与升华,是人物情感的倾诉和张扬,用艺术的真实感透射、触动受众的心灵,从而即使离开电影,也能独立成歌,能为大众广为传唱。比如他的《飞花歌》:

春季里花开飞满天,桃花万点,红遍人间;杏花一片,暖讯争先。赏花人只道花儿艳,种花人清泪落花间。//夏季里花开红照眼,榴花开遍,火样明鲜;荷花吐艳,十里红田。赏花人只道花儿艳,种花人汗滴在花前。

秋季里花开随去雁,桂花不剪,香气回旋;菊花磨炼,傲立霜前。赏花人只道花儿艳,种花人寒衣还未剪。 //冬季里花开飞雪片,雪花扑面,愁上眉间;梅花刚健,开到明年。赏花人只道花儿艳,种花人挣扎待春天。

——淳朴的民歌风味中飘逸乡土书香,句句押韵,一韵到底,严丝密缝,对仗工整;四季八种花,花花有寄寓;四季花不同,冷暖在人间,赏花人,种花人,相比相衬两重天——把种花人的苦情叙事用一种活泼而坚韧的语气唱出,足见作者匠心所在。再看他的《西洋镜歌》:望里头看来往里张:单看这满街的灯火辉煌的亮,嘿!过来往里看!嘿!过来往里张,嘿,十里洋场有九里荒,十个年轻人有九个彷徨,卖力的有力无处卖,出门人看你向何方?

望里头看来往里瞧:单听这汽车的喇叭呜呜的叫,嘿!过来往里看!嘿!过来往里瞧!嘿,十个大姑娘有有九个俏,十家的买卖有九家萧条,有钱人有钱无处放,没钱的在风雨里正飘摇。

望里头看来往里瞅:单瞅这来来去去天天有,嘿!过来往里看!嘿!过来往里瞅!嘿,要活命就得自己救,十字街街头你切莫停留!再造起一个新世界,向前去,凭着你自己的手!

——拉洋片似的边走边看、边唱边想,拉开了一卷都市的西洋镜图:贫富两极分化,人心徘徊观望,辉煌灯火掩盖着经济的萧条,叫卖声中喘息着无奈的惆怅——既不声嘶力竭,也不冷眼向人,用一个说书人的语气,随口道出十字街头的世态百象,随机点拨人生遭逢的自救主张。又看他的《新的女性》:

    新的女性,是生产的女性大众;

    新的女性,是社会的劳工;

    新的女性,是进设新社会的前锋;

    新的女性,要和男子们一同,

    翻卷起时代的暴风!

    我们要将它唤醒民族的迷梦!

    暴风!我们要将它造成女性的光荣!

    不做奴隶,天下为公,无分男女,世界大同。

    新的女性,勇敢向前冲!

    新的女性,勇敢向前冲!

——这是启蒙的号角,召唤着时代的女性;这是救亡的战鼓,震荡着觉醒的国民。歌声是“启蒙和救亡的双重变奏”——这在《大路歌》里,表现得更为直率和充分:

    轰!轰!轰!轰!

    我们是开路的先锋!不怕你关山千万重,

    几千年的化石,积成了地面的山峰!

    前途没有路,人类不相通。

    是谁?障碍了我们的进路,障碍重重?

    大家莫叹行行路难,叹息,无用!

    我们,我们要引发地下埋藏的炸药,

    对准了它轰!轰!轰!轰!

    看岭塌山崩,天翻地动!

    推倒了山峰,大路好开工,

    挺起了心胸,团结不要松!

    我们,我们是开路的先锋!

    轰!轰!轰!轰!哈哈哈哈!轰!

——三十年代初,政治环境严酷,政府当局对电影剧本的审查十分严苛,而电影歌曲因为在审查时不被“重视”,故而可以更多地在意识形态方面“暗渡陈仓”。所以,孙师毅在电影歌曲创作方面的成效甚至超过电影叙事文本的创作:宣扬“五四”文化精神,激活时代意识;鞭挞社会黑暗,为弱者鸣不平,为民族担道义;表现忧国忧民,号召民众抗敌救亡;鼓荡青春活力,抒发报国情怀。他为进步电影创作的作品,和《旗正飘飘》、《塞外村女》、《毕业歌》、《渔光曲》、《春天里》、《四季歌》、《码头工人歌》、《大路歌》、《抗敌歌》、《义勇军进行曲》、《青年进行曲》等,是“五四”运动之后发展起来的中国专业音乐创作队伍反映现实生活的第一批作品。

——这些歌曲的音乐语言通俗生动,风格明快有力,结构短小精悍,开创了我国音乐创作具有时代精神和大众化、民族化的崭新局面。运用最新潮的传播平台,左翼电影歌曲一开始就被大众所广泛认知和接受。现代新歌词借机借势,在电影的叙事文本之上,构建了一个相对独立的歌曲话语体系。田汉、孙师毅、安娥、唐纳、孙瑜、桂涛声们,是现代新歌词创作的“开路先锋”,发出了抗日救亡的先声,给我们这些后人留下了研究现代新歌词的珍贵范本。

——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到1932年的“一二八”日寇进攻上海,再到1937年的“七七”卢沟桥事变、1937年的“八一三”上海事变,国家和民族面临着劫难,整个中国被迫着发出一个声音:救亡图存!在民族存亡的关头,音乐家们不再高雅和轻松,投身到了民族救亡的时代洪流中。这一时期,音乐界的“左翼音乐运动”、“新音乐运动”、“国防音乐”和“抗日救亡歌咏运动”等,对当时及后来新中国的音乐文化建设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有心人会发现:作为现代新音乐先驱者的孙师毅,1940年以后作品渐少;而共和国建国以后,新作品已是绝迹。“先锋战士”未在战争中牺牲,也未在连番的政治运动落难,他去哪儿了?他怎么了?

在资讯不发达的七十年代后期,时为青年作者,笔者曾专门造访《上海歌声》编辑部,与一位老编辑交谈,急切想获得孙师毅的一些资料。那位老编辑若有所思地对我说:孙师毅的作品是非常值得研究和学习的,只是他在全面抗战以后,离开了上海,此后的情况对我们仍是一个谜;不过,我知道孙师毅是你们江西人,你有兴趣,不妨多加关注,总有一天会弄明白的。

终于,在1984年4月15日的《人民日报》上,笔者读到了“二流堂”堂主、作家、老报人、归国华侨唐瑜的《忆孙师毅》一文——原来,我们所知的孙师毅,不过是一个过度剪辑版。说他是一个电影编剧和歌词作家固然不错,但那不过是他一生行旅的冰山一角。实际上,孙师毅不仅是一个电影编剧和歌词作家,也是最早的电影理论家、剪辑、导演、策划人,还是翻译家、编辑家、出版家、新闻家、教育家、企业管理专家,同时他又是一个革命者、地下党、高级特工。孙先生多才多艺,人生多姿多彩。

应该说,关于孙师毅,张丽敏(孙师毅夫人)的《孙师毅》(《中国电影家列传》,1982年《中国电影出版社)和唐瑜的文章,是最早解密他“迷踪”的钥匙。多年后,老报人、名记者黄克夫的《记与周恩来有密切关系的张云乔与孙师毅》(《世纪》1998年第2期)、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员陈墨的《觉者迷踪:孙师毅先生的影事与人事》(《当代电影》2008年第10期)以及陈正卿的《潜伏在陈布雷身边的红色高参》(《上海滩》2010第8期)等文章,让我们明晰了孙师毅的人生轨迹——

1918年,14岁的孙师毅考入江西省立甲种工业学校化学科。1920年冬,孙师毅发起组织了“觉社”,这个以南昌学生为主体的新文化社团,主要成员包括赵醒侬(早期江西地方党、团组织的主要创始人,与袁玉冰、方志敏合称为大革命时期的“江西三杰”。)方志敏(早期江西党组织的主要创始人之一,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者。)刘和珍(民国时期北京学生运动的领袖之一。曾先后就读于南昌女子师范学校、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她积极带领同学们参加爱国运动,1926年在“三·一八”惨案中遇害,鲁迅先生为之写了《记念刘和珍君》一文。)等。孙师毅为觉社起草宗旨:“团结觉悟青年,问大梦谁先觉。”目标和口号则是“民族意识觉醒吧!个性意识觉醒吧!阶级意识觉醒吧!”——孙师毅早年就成为“觉者”,“砥砺革命抱负,以先觉觉后觉。”了解了这点,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十多年后,他能很“自觉”地创作出与时俱进的新歌词。

1922年,孙师毅即将毕业之际,因援助方志敏,反对省教育厅厅长和学校校长赵宝鸿迫害进步学生而遭南昌市公安局通缉,并扣压了毕业文凭。此后,孙师毅到北平汇文大学预科学习英语。1924年,转赴上海国立政治大学半工半读。1925年,因在校刊《政治家》翻译发表罗曼·罗兰的《反战宣言》,遭校方训诫;1926年,因在校刊《政治家》发表批判校长张君劢唯心史观的文章,又在校外报刊发表介绍左翼思想的译著,被校方停职、停学。从此,孙师毅离开校园,正式投身电影事业——从南昌至北平再至上海,从求学到求职,孙师毅总是在不断地挑战权威,不断地寻求真理,不断地“问大梦谁先觉”——觉者,开路先锋,所以他的歌词总是充溢着批判精神,蕴含着人文关怀,蹈扬着人生的警策、战斗的豪情和时代的召唤。

孙师毅是何时加入中共并成为地下工作者的呢?1986年,他逝世20周年,电影局党史办在获得夏衍、阳翰笙、司徒慧敏等人证明后,说孙在1930年左右加入中共。此证明在同年11月由国家安全部部长(原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批准发布。早在1930——1935年间,孙师毅在共产国际领导下,以文化职业为掩护,开始情报工作(主要是“剿匪”情报)。1939年4月,接组织指示,让孙师毅即赴重庆。1940——1946年间,受周恩来直接领导,联系桂林、上海、香港,进行政治情报搜集、函件和款项的收转和汇拨工作,进而经办南林公司,执行各种临时交付的任务。周对他说,国民党反共倾向日趋严重,你能不能利用关系搞些信息来孙师毅在国民党上层的关系,主要是蒋介石侍从室二处四组组长陈方。四组综管党政、外交、经济等方面,是侍从室二处里最重要的组。孙师毅和陈方是南昌求学时代的同窗好友,堪称莫逆。孙前去拜访陈,两人纵谈天下,十分投契。孙当时的公开身份是三厅主任秘书,又兼中华全国文艺抗敌协会副秘书长,在陈方看来有些左倾色彩,但并不知道他的真实底细。而陈方感兴趣的,是孙师毅十分了解日本方面的动态,因孙一直与日本反战人士鹿地亘及夫人池田幸子保持密切联系,这两位日本朋友时常把日军对内广播稿、通讯稿,译成中文寄给他。陈方的四组分管外交,好朋友既有这种便利渠道,他岂能轻易放过,便引荐孙师毅去见陈布雷。

陈布雷以二处主任自兼六、五两组组长。六组人员全是实职,主管军统、中统的情报工作。五组没有专职人员,旨在网罗一些有识有才之士协助研究设计。陈布雷见到孙师毅后,听他谈对日本动向的分析,颇为欣赏。几度交往后,便举荐孙师毅担任军委会侍从室少将高级参议。陈布雷和陈方每日必聚首,一榻横陈,无话不谈,经常商议蒋介石交办的军国大事。很快,孙师毅也成了那里的常客。就这样,在和二陈的频繁交往中,孙师毅每获取到核心机密,都及时报告给周恩来。

对孙师毅为党出生入死提供情报,周恩来深为赞赏,同时又多次叮嘱他,务必小心谨慎。1946年春,国民政府和中共办事处都撤离重庆前往南京,孙师毅奉组织指示暂时不动。国民党特务以查户口为名,对他的住所进行了搜查,借口抄出了几支大烟枪,把他带到警察局。党组织火速托人将他保释出来。孙师毅为党所作的贡献,当年就受到党的高度评价:“江东才俊数孙郎!”董必武引三国东吴孙权的典故揄扬孙师毅,是再亲切不过的了。

孙师毅在重庆的活动已引起国民党特务怀疑,解放战争期间,他便没有再随周恩来到南京、上海地区活动。抗战结束,孙师毅以“一中制烟厂”总稽核的身份,奔走于贵阳、重庆、广州之间;1949年,经乔冠华批准,去香港任《文汇报》总编;随着广州解放,他更加紧了在香港的策反活动。当时他极力策动国民党一个重要新闻单位起义,可惜机密泄露,遭到港英当局的搜查、拘押。尽管没有抓到什么把柄,但他在《文汇报》的职务是不能不辞掉了。

后来,奉组织指示,孙师毅又在香港开设了一家“庇士贸易公司”,进口当时内地急需的英美商品。由于商战不利,遭一个外籍商人骗了,企业亏蚀。孙师毅为此倍感沮丧,正打算回内地来请示如何处理,不料,广州“三反”打“老虎”的消息已传到香港:他的老战友、时任广州军管会民航局长的任泊生都被当作“老虎”打了。多年的搭档、当时外派驻香港机构侨生行当经理的张云乔也被审查了。接着又见报载:多年的亲密战友潘汉年竟因“内奸、反革命”罪名而遭逮捕,孙师毅更不敢返回内地了。一时茫然,不知所措,加上老病又犯,身边积蓄无多,孙师毅从此满怀抑郁,生活潦倒,竟流落到了贫民窟里……

然而,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总理,却没有忘记他。1955年的一天,周总理打电话问广东省委统战部长饶彰枫:“孙师毅去哪里了?”饶不敢怠慢,立即派罗理实找到了已回广州的张云乔。张说:“孙师毅还在香港,很潦倒,新住处连地址都没有,想汇钱也汇不成。”罗理实转达饶彰枫的指示:“一定要寻到他,有钱没钱都要回来,这是总理叮嘱的。”

也就在这年的秋冬,章士钊再度飞赴香港做统战工作。临行,周总理特意拜托他去寻找孙师毅。章和孙本为朋友,当然一口应允。据章说,他离港赴北京时,还在孙师毅家里吃过饭。章士钊抵达香港后,以孙的党内代号“韩丁”为名,在报上刊登寻人启事,最终在贫民窟里寻到了孙师毅。章士钊转达了来自北京的关怀:“师毅,总理在找你!”顿时,一股暖流涌上心头,孙师毅决定回来了。

1957年正是“反右”运动如火如茶之际,孙师毅回到广州,适遇周总理出国访问印度等国,孙由张云乔接待暂住广州新亚酒店。孙在新亚酒店住了差不多一个月才到北京去,周总理安排他住进当时北京最先进的新侨饭店。孙一个人住一间最宽敞的豪华大套间,一住就是一年多,食宿交通开支由孙签单,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付账。

总理第一次接见他时,孙师毅想检讨一下自己的过错。不料总理一摆手,示意他不要说了。孙又要求工作,总理劝他先养好身体,多休息些日子,再熟悉一下新的环境,不要急于工作。结果孙在新侨饭店住了半年多。在孙师毅住新侨饭店期间,周总理时常到来探访,有时是等待接见外宾的空隙,有时是在深夜,有时两人一谈就几个钟头,有时清晨周总理突然而来,和孙师毅共进早餐。新侨饭店的员工都认为这个贵客非同寻常,对孙十分敬重。

至1958年,孙师毅的健康状况好转了,周总理才安排孙师毅到中国电影资料馆当顾问(行政十二级)。也是在这一年,总理得知孙师毅的夫人已在台湾病逝,便促成了他和张云乔的长女丽敏的婚事。张云乔与孙师毅都是有传奇色彩的老战友,此时成翁婿一家,为文坛留传佳话。后来,孙师毅与夏衍、田汉等老友谈起这些温馨的往事时,他们也无不为之感动。

如果不是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孙师毅分配到中国电影资料馆工作是适得其所的。作为一个电影史学家,孙师毅是无可非议的,他有十几箱“文化档案”。朋友们开玩笑说,你给孙师毅写一张条子,他也存入档案了,他的脑子就是一只大档案柜。某年,《人民日报》刊登了一幅李进的仙人洞照片,附着毛泽东的诗。人们都在猜测此李进是何许人,孙师毅马上就举出此人乃江青!

然而,老师有这种积累资料档案的习惯,他的学生当然是熟知的。江青费很大气力在上海查抄销毁她过去的历史资料,孙师毅家里这类资料当然不会很少,因此他的家也抄得特别彻底。学生对他的“恩宠”是严格审查,他的严重的心脏病对她说来,正是一件好事。

“文革”之初,电影资料馆造反派就把大字报贴进了孙师毅的家,说他是“寄生虫”!

孙师毅当然不是!早在30年代他在《新女性》的《四不歌》中就宣言:“不做寄生虫,我们要劳动!”他也曾向周恩来抱怨,党对他“培养多于使用”,他想为新中国做更多的工作!为何对他“培养多于使用”?这是孙师毅心中的困惑,悉心的陈墨说:这“也是孙师毅人生最后一个谜团”!

1966年10月3日,孙师毅的心病和心脏病一起发作,在北大医院逝世,终年62岁。周恩来、朱德、董必武、郭沫若等送了挽联……

陈墨在文章中感慨万端地写道——

遗孀张丽敏时年36岁,没有工作;遗孤孙丽中,时年6岁;遗孤孙小毅,时年2岁。我不知道,孙师毅临终的心态,是悲欣交集,还是啼笑皆非?他的真实身份秘密不便公开,隐秘的个人伤痛更无由诉说;为革命事业贡献了毕生心血,竟被无知青年当成了“寄生虫”。孙师毅本人的身份认同和追求与组织对其身份认定和使用有明显差异,这差异决定且塑造了他的一生,这一生已到尽头……面对这一未能尽情绽放的才智奇葩,面对这一20世纪伟大觉者奋斗与挣扎的迷踪,作为后来人,不能不感到无限的遗憾和伤痛!

写到此,笔者不禁想起了几位同样有“特工”生涯的词作家,如写过《自由歌》、《塞外村女》(聂耳曲)的唐纳,写过《渔光曲》、《打回老家去》(任光曲)的安娥,写过《春天里》(贺绿汀曲)的关露。随着他(她)们身份的解密,让我们更深刻地了解了作家与作品的关系,更深切地感悟到时代对作家的磨砺——他(她)们,都是大梦先觉、奋勇担当、悲欣交集的先锋歌手!

孙师毅是一个耿直不阿,才高气盛,不善逢迎,不弄虚假的人——作为多才多艺的歌词作家,他不仅为有声电影做出了卓越贡献,同时也为中国新兴音乐做出了卓越贡献。因为,“中国电影歌曲的开始就是中国新兴音乐运动的开始”(赵沨:《电影歌曲与中国新兴音乐运动》1940.1.21《国民公报》星期增刊)。孙师毅为《新女性》、《飞花村》、《大路》、《自由神》、《白云故乡》等故事片和《民族万岁》等纪录片作词的主题歌和插曲,当年流传甚广,作为时代的先导、先声,永远地萦绕在历史的华表之上!

时值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想起孙师毅,就想起《开路先锋》,想起那——

轰!轰!轰!轰!

我们是开路的先锋!不怕你关山千万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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